記得曾經看過一句話，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comfort zone”，中文或可譯為“舒適區”。這種舒適，是因為你安逸地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與環境中。很多時候，人們都不愿意走出舒適區，因為這意味著挑戰，意味著你將要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意味著極大的勇氣。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顯然是少數的例外。

在學界，安德森的赫赫大名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本《想象的共同體》，被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各個學科奉為圭臬。我第一次閱讀這本書，大致是在十年前，記得當時曾被作者的開闊視野與旁征博引所震撼，對里面的核心觀點——“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更是印象深刻。從此，便對這位作者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是怎樣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訓練，才能讓一位學者能夠自如地在古今之間穿梭，在歐美大陸與東南亞新興殖民地之間游走，隨意采擷官方與民間的各種材料，構建出如此具有挑戰性卻又發人深省的論述？

感謝這本《椰殼碗外的人生》，終于為我的困惑揭開了謎底。

正如戴錦華教授在“寫在前面”中說的：“捧讀它的，也許是那些長久以來熱愛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幾個代際的學者們，也許是更多的渴望穿過歷史的罅隙與裂谷，望向以生命貫穿‘二戰’前后的人生與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來者。”最早閱讀這本自傳，純粹是因為對安德森人生經歷的好奇，但在讀完之后，我發現，這并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自傳，它既是對時代的記錄與縮影，亦是對學術研究真誠而深刻的思索。

全書的敘述，大致是按照時間脈絡進行的。在前面三章“移動的青春”、“區域研究”、“田野工作”中，安德森講述了他兒時的回憶、成長的歷程、在康奈爾求學時的故事，以及他在印尼、泰國、越南等地的田野研究。第四章“比較的框架”與第五章“跨學科”，記錄了他對學術本身的思考。第六章“退休與解放”，多了幾分閑適的意味。最后的“跋”，則可被視為全書的總結與升華。

成長與求學：穿越新舊時代

“從地理上講，我是在為一種四海為家的、比較性的人生觀做（無意識的）準備。行將進入青春期的時候，我的生活足跡已經遍及中國云南、美國加利福利亞和科羅拉多，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獨立生活過。我是被愛爾蘭父親、英格蘭母親和越南保姆養育長大的。法語是一種（秘密的）家庭語言；我喜歡拉丁語；我父母圖書室里的書籍作者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法國人、俄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和德國人。”

這是安德森對自己童年生活的概括。他將自己稱為“邊緣人”，說自己過著一種無根的、缺少穩定身份的生活。在很多人看來，這可能是并不美好的回憶，但安德森卻賦予了它正面的意義，因為這為他帶來了多重依戀，并使他后來能夠迅速愛上東南亞的國家與文化。

從成長經歷來看，安德森可被視為穿越新舊時代的人。在愛爾蘭，他被送進了一所貴格會小學，并在母親的建議下學習了拉丁語；此后，在英國著名的貴族學校伊頓公學，他又接受了良好的古典學訓練。安德森寫道：“我是在一個舊世界行將終結的時代長大成人的。我把自己享受到的優質舊式教育視為當然，渾然不知我差不多屬于最后從中受益的那幫人。”安德森早年所受的教育，使他帶有一種濃厚的懷舊情懷，也使他后來始終以一種冷靜的眼光看待新時代。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安德森曾把民族主義與“古典的共同體”之間進行對比，認為后者以語言的神圣性為中心，而正是這種神圣性的式微，才為世俗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機會。這種極富創造力的思考，或也與他早期的古典學與拉丁文訓練脫離不了干系。

1958年，在安德森22歲的時候，他來到了美國。這個時候，世界正在二戰尚未散去的硝煙中重組，傳統的歐洲強國開始衰落，美國則作為新的霸主登上了歷史舞臺。世界格局的劇烈變化，也影響到了象牙塔中的學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便是“區域研究（area study）”，尤其是東南亞研究在美國的出現。

在安德森看來，這種研究的興起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傳統古典學的地位迅速衰退，關于當代政治和經濟的實用研究受到政府的青睞，政府為之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其次，隨著冷戰大幕的開啟，“世界共產主義”的幽靈總是讓美國高層感到威脅。對于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整個地區，此前的各個歐洲帝國一直滿足于進行內部瓜分，因此，他們僅僅各自關注于自己的殖民地，而美國，則帶著支配整個這片區域的野心，將其視為了一個整體。就這樣，“東南亞”一詞開始穩定而普遍地被使用，安德森就讀的康奈爾大學，則成為了從體制上推進東

南亞研究的先驅。學生們試圖運用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各種學科的范式與方法，再加上必要的語言訓練，探索這片未知的世界。

對于大多數學者而言，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經歷是決定性的，一個人再也不會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驚、陌生與激動。1961年12月到1964年4月，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亞待了兩年半的時間。這是他的第一次田野，他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博士論文，也成為了他此后很多思索的起點。從最初的文化震撼與語言上的困難，到游刃有余地展開調查與訪談，再到使自己創造的詞匯成為了印尼語的一部分，安德森筆下敘述的田野，是幽默的、生動的，讓人忍俊不禁又心向神往的。遺憾的是，他對當地政治的介入，卻使他被后來的蘇哈托政權驅逐，并整整持續了27年。此后，他不得不將研究興趣轉向泰國（他更偏向于使用它的古名“暹羅”）、菲律賓等地，跨國的研究，迫使他開始思考不同國家的民族主義傳統，這些思考，后來也反映在了《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之中。

比較研究：反思與挑戰

田野的經歷，無疑帶給了安德森巨大的影響。它不僅為他提供了寫作的素材，更使他養成了敏銳的洞察與比較的習慣。安德森寫道：

“我開始意識到關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東西：僅僅專注于‘研究項目’是無用的。你必須對一切保持無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銳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筆記。這是此類工作的最大恩賜。陌生的經歷讓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對比較的喜愛變得更深。這就是當你回歸日常時，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經培養出觀察和比較的習慣，它們鼓勵或者迫使你開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樣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細地觀察，不停地比較，保持人類學的距離。就我而言，我第一次開始對美國——日常的美國感興趣。”

對于一名好的人類學家而言，人生無處不是田野。雖然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的35年間，安德森一直任教于康奈爾大學，并逐漸獲得了越來越高的名聲，然而，他卻從來沒有沉浸在聲望與名譽之中，而是時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審視著周圍的環境。

他寫道：

“長期以來，美國民族主義的核心神話之一是‘例外論’——認為美國歷史、文化和政治生活顯然是無可比擬的。美國不像歐洲，不像拉丁美洲，亦絕對不像亞洲。毋庸諱言，這種想象是荒謬的。依據與某些國家的某個時段的相關性，美國完全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比較的，尤其是與歐洲、南美、日本和大英帝國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等）。這一觀點的另一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排外主義。因此，出現了針對在比較政治之內涵括美國政治這一符合邏輯之事的強烈抵制。”

這段話，無疑是尖銳的，也是一針見血的。長期以來，隨著美國在世界上霸權地位的奠定，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為之喝彩，為之歡歌，但很少有人敢于質疑它。安德森，算是敢于挑戰“皇帝新衣”的極少數人之一。正如他在書中所言，早在印尼做田野的時候，他便開始認識到，看起來瘋狂的爪哇人，事實上與西方人一樣理性。他們有著一種不同的權力觀念，印尼，也有一種與西方人不同，但并不是不可比較的民族主義。

從這個時候開始，比較的念頭便始終縈繞在安德森的腦海，而挑戰美國乃至西方的“特殊論”，也成為了他立志完成的任務。由此，在讓他聲名鵲起又飽受批評的《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他便將那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國家扯在了一起：沙俄與英屬印度、匈牙利與泰國和日本、印度尼西亞與瑞士、美國與西班牙……等等。先不論論據如何，單是這些國名并置本身，便已足以激怒高傲的西方人。安德森坦言，在他退休之后，他開始意識到，《想象的共同體》中的比較過于強調民族主義的單一性，而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在全球思潮中被串聯起來的，也會受到龐大的宗教網絡、經濟與技術力量的影響。這種反思，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比較的視野，只是在比較的過程中，考慮到了更多的要素。在2005年出版的《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和反殖民想象》一書中，他仍舊帶領讀者在那不勒斯、東京、馬尼拉、巴塞羅那、巴黎、里約熱內盧、布魯塞爾、圣彼得堡、倫敦之間來回跳動。這種縱橫古今、跨越大洋的縱橫捭闔，或是安德森帶給學界最大的刺激。

正如安德森自己所言，比較，不是一種方法，或者一種學術技巧，更確切地講，它是一種話語策略。它要挑戰的，恰好是我們平時最習以為常的那些框架與范式。沒有人會對日本與中國的比較吃驚，但如果我們把日本與奧地利或者墨西哥放在一起，則可能會讓讀者猝不及防。再次，對于一個國家內部的長時段縱向比較，也可能會帶給我們很多意想之外的故事。例如，想要堅信自己被英格蘭人長期壓迫的蘇格蘭人并不想被人提醒，在17世紀的大半時間內，倫敦曾經被蘇格蘭王朝統治；同樣，很多日本人也并不愿意接受他們國家最早的“天皇”可能有部分朝鮮血統這種說法。無論是跨文化的比較，還是縱向的對比，為的都是逼迫人們反思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東西。

跨越邊界：責任與勇氣

在反思自己學術生涯的時候，安德森寫道，他是一個“好運連連”之人。他出生的時間與地點、他的父母與祖先、他的語言、他的教育、他移民美國，以及他在東南亞的經歷，都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擁有的。然而，如果單純用“運氣”來解釋他的成就，顯然是不夠的。在前文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既像一個天真的孩童，對一切新的事物都帶有強烈的好奇心；又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愿意在他感興趣的事上投注所有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超乎常人的勇氣，這種勇氣，既是身體上的，又是智識上的。正如他自己寫道：

“運氣經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機會的形式來到我們身邊的，當這樣的機會一閃而過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對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學術生命而言，這樣的冒險精神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亞，當有人問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訴他們要么尚未決定的時候，你回答說：‘lagitjajiangin’，意思是‘我在等風’，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駛出港口沖向浩瀚的大海……學者們倘若對自己在一門學科、一個系或者一所大學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會設法既不駛出港口，也不等風。但值得珍視的是等風的準備，以及當風朝你的方向吹來的時候去追風的勇氣。”

在這里，回到了筆者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個問題：學術領域中，每個學者其實都有自己的“舒適區”，這種舒適區很多時候是由學科劃分設定的。安德森回顧了大學里學科布局的形成過程，在他看來，學科的設立與專業化是工業化以后的事情，這種專業化帶來了培養的便利，但也造成了許多問題。學生變得對其他專業的知識毫不感興趣，而他們的訓練，也是“職業的”，目的只是為了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后，能夠在被稱為“學術工作市場”的地方具有競爭力。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在被教育，只是在被訓練，也很難真正從現實出發進行思考。

在安德森看來，區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專業化的學科設置構成了抗衡。區域研究有很強的現實導向，這就迫使研究者學習多個學科的知識，尋求跨學科的合作。到了20世紀80年代，跨學科研究的觀念開始廣泛流行，原因也正是在于保守的體制權力無法再滿足現實的需要。安德森寫道：“以學科為基礎的各系往往對維持現狀有既定興趣，但學術研究領域卻可能不適應現有系所的邊界，因為它們很可能改變其輪廓，以回應發展中的歷史形勢、社會需求或者研究人員的學術興趣。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迅速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變化隨處可見。于是失配出現，而且不斷增強。”事實上，這才正是學術研究應有的路數。任何一個有趣的、有價值的研究，不應當是從學科所設定的理論問題出發，而是應當從現實中不知道答案的問題出發，然后，再從各個學科中尋找可以解釋問題的智識工具，最后，用時間來使自己的想法連貫和發展。

顯而易見，這樣的研究，也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能再安適地呆在學科為他劃定好的藩籬之中，而是要不斷突破自己，不斷嘗試新的東西。甚至，他還可以挑戰同行與讀者的“舒適區”，用一般學者不會用到的方式進行寫作。安德森寫到，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他便被善意的老師告知，不要把逸聞趣事和笑話放進正文，要將嚴肅的學術產品呈現給讀者，然而，這并不是他想要的方式。在獲得了終身教職之后，安德森終于可以用他自己喜愛的方式進行寫作，于是，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我們便看到了他使用文學、詩歌、報紙等不那么“嚴肅”的材料，也看到了他時而正經時而挖苦的寫作風格。顯然，這些都沒有沖淡這本書的嚴肅性與價值。

跨越邊界，不僅需要相當的勇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名研究者應當承擔的責任。在今天這個日新月異變化莫測的時代，任何一項具有現實關懷的社會科學研究，都不可能再僅僅局限于一門學科的界限之中。拋棄自己的“舒適區”，大膽地嘗試與跨越，才可能生產出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學術作品。

事實上，這是一本可讀性極強的自傳，字里行間，時常流露出安德森的睿智與幽默。究其一生，他始終保有一顆孩童般的心靈，到了退休后，還重拾起了童年與青春期時代的夢想——將文學融入創作，追蹤電影制作，寫作文學性的政治傳記。正是這種從未消逝的好奇，帶領他在學術海洋中探索，也使他的作品既有深邃的思考，亦有令人忍俊不禁的頑皮。安德森的一生，是在漂泊中不斷思索的一生。

在《學術與政治》一書中，韋伯曾經寫道，學術生涯就是一場魯莽的賭博，只有當一個學者把學術視為天職的時候，才能抵抗所有外界的干擾，享受到其中的快樂。我想，安德森真實地做到了這一點。因此，當他在全書最后，號召所有的年輕學者們擺脫束縛，投身于學術之中的時候，也是真誠而鼓舞人心的。也請允許我以此作為結尾：

青蛙們只要不蜷縮在自己陰暗的椰殼碗里，它們的解放之戰就不會輸。

全世界青蛙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