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成都講學，講到《鬼雨》，講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堅”、“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講到《鬼雨》所寫的“莎士比亞最怕死……千古艱難唯一死，滿口永恒的人最怕死……”，講到《紅燭》的“燭啊越燒越短，夜啊越熬越長”——10月30日晚上八時許，手機鈴聲響了（演講前忘記關掉手機），一位朋友來告，訊息有如武俠小說中“奪魂鈴”那樣遽然驚示，金庸先生離世了。我正在講的題目是《消失了，滿天壯麗的霞光——余光中詩文里的生與死》，另一顆文壇巨星此日黃昏隕落（1924-2018年）。

大學四年（1965-1969年）的“悅讀”歲月，書肆有深黃卷、臺北文星出版的《逍遙游》和白皮書、香港鄺拾記發行的《神雕俠侶》。右手執余光中，左手執金庸，我的課外閱讀不亦樂乎！閱讀、評論余光中，我漸漸成為論者謬許的“余學”專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說，如《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我也沒有放過。此外，我幾乎每日都讀《明報》創刊人金庸親自執筆的“明報社評”，他“港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評論中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鏡（《文心雕龍》認為評論文學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他辦報紙，秉持“事實不可歪曲，意見大可自由”的原則，我誠心接受并發揚之。梁啟超認為小說對讀者的影響力，有“熏浸刺提”四種；金庸作品對我的影響，主要是“熏”和“浸”。

讀其書，論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學初探》中，我泛論金庸的武俠小說，認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規模宏大、想象豐富、結構嚴謹，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特出，加上民族大義、哲理情思——特別是撼動人心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情意，這些作品實在有高度的文學成就。不過，武俠小說十中有九耽于虛幻，情節離奇，巧合太多，與現實世界有一大段距離，金庸的作品也不免于此。至于《明報》的社評，我在書中力稱其語言淺近而文采不凡。上世紀90年代香港舉行一個金庸作品研討會，我發表了題為《童蒙可循此而學文》的論文，指出其小說語言有流暢簡潔之美而無“食歐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寫作的一個范例。我在新世紀的一個“金庸年”應邀撰文，用了《金庸：廣泛雅俗的文學存在》這樣的題目，說明金庸在華文世界處處“存在”，影響深遠。此文后來收于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

與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上世紀80年代我在《明報》寫專欄，并投稿給《明報月刊》，金庸親自寫短箋回復；兩人年紀相差二十多歲，而他“稱兄道弟”，古風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畢業謀職，時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查良鏞（金庸的本名）教授來信欣然接納我的推薦，才學兼優的江君就業成功。世紀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俠寄來年片，加以安慰勉勵。我任新亞洲出版社總編輯期間，主編“愛讀式語文系列”書籍，邀請金庸任顧問，他慨然應允。

金庸曾說“俠”的精神是“舍己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觸，顯現出他“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愛護后輩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對金庸一個文化沙龍的記述。這源于我和他的第二類接觸：“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觸。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說和報業的出色表現，聲譽日隆，社會地位日高。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請金庸蒞校主持“晚餐聚談”的講座。查大俠如期帶著年輕的夫人來了，云起軒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漢云集，小小騷動起來。金院長風趣的開場白既畢，大俠開金口，發表他對中西小說的意見；對大仲馬、狄更斯與茅盾等都有點評，并略為“夫子自道”，談及其《射雕》、《屠龍》、《碧血劍》諸說部。金庸的小說世界，其英雄才高、謀略偉杰，誠然“雄才偉略”，且時而殺氣騰騰，顯示陽剛壯美的氣象；他的言說風格，卻呈現年輕江南書生輕聲細語的謙遜陰柔。是晚“云起軒論劍”，我應臺灣一報紙副刊主編之邀，權充記者寫成報道。

1999年我受委托，在香港中文大學主力籌辦“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有北京的一位與會者楊先生，帶來他新出版的文集兩套，每套十冊，一套贈我，一套擬贈金庸，請我安排機會拜訪他。金庸答應相見，設宴于高級酒樓以歡迎遠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談，金庸的言說語調，一仍云起軒的沙龍之風，一片風輕云淡。當時《鹿鼎記》的英文譯本面世不久，金庸對此譯本有微詞：合約訂明是全譯，但出版的書不然。口出微詞，而語調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氣氛輕松，查太太出示剛買到的Hello Kitty新產品，頗有童真趣味。

金庸為香港九七回歸獻策建言，充分表現其愛港愛國的大情大義。2002年他在廣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中即指出，“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達的一個旨趣。他漸漸成為港人所敬重的公眾人物。公開大場合遠遠見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兩次。

“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金庸年事高，據說患有腦退化癥，近年不在公開場合出現。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饒宗頤、劉以鬯、高錕諸先生時，國字大臉、輕聲小語的金庸也常現于腦海。近日在成都與友人談文說藝，無端也語及金庸。話說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學當客座教授，當時成都正擴建杜甫草堂，要選出草堂的形象大使，請市民提名。和杜甫與成都沒有什么關系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響，是“廣泛雅俗的文學存在”的又一例證。30日晚在談論文學中的死亡時，金庸的噩耗轟然傳至，這是什么樣的“冥冥”，什么樣的“存在”？

大半年來，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及高錕的告別儀式；成都之行結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對另一場告別活動。金庸離去人間的翌日，香港各大報無不頭版頭條廣泛報道，金庸曾任職的《大公報》竟然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體的，簡直“廣泛”到鋪天蓋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的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間就奪去這幾位我認識且敬佩的英杰之士。

余光中2014年寫詩悼念詩友周夢蝶，說天界將有納蘭性德、弘一大師等亦友亦仙迎接他；為了籌辦大禮，“所有天使都加了班”（這真是個“異想天開”的雋句）。香港人送別金庸的場面將非同小可，我想天上的大仲馬、狄更斯、茅盾等以至黃藥師、洪七公、郭靖、黃蓉等男女老少必定列隊歡迎，天使也必定加班工作。杜甫祈求建筑“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天上的白玉樓，也有廣廈千萬間，以讓荷馬、屈原、李白、杜甫、東坡、但丁、莎翁以至光中、金庸這些文士歡然論文——或者論武——嗎？我這種種想象，仿仿佛佛朦朦朧朧幻幻真真，這些天界神思，這樣與金庸的接觸，應是第三類了。

“第三類接觸”的名稱來自科幻電影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地球人接觸的是外星人。美國有科幻電影，中國有武俠小說。金庸是武俠小說的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