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提到歷史上燒書事，自然會想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板橋對“燒書”則有自己的新解，使人眼界大開。

他把“燒書”擴展為三類：一類是孔子燒書，一類是始皇燒書，一類是作者自燒其書。他在《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中說：“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也。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為經(jīng)，身尊道隆，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蠆其性，燒經(jīng)滅圣，欲剜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jīng)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于唐宋，著書者數(shù)千百家，其間風云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shù)。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見數(shù)千萬卷，皆霉亂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shù)十卷亦爛去，但存數(shù)卷而己。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為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shù)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為何如！尚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秘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shù)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jīng)》，猶蒼蠅聲耳，豈得為日月經(jīng)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jīng)》，《六經(jīng)》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shù)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引以上大段板橋家書文，是為了全面了知板橋“燒書”之論，有其精彩之筆，亦不無可商榷之處。板橋所說的“燒”是廣義的湮滅，書被讀者遺忘也是“燒”了。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始皇真在燒書外，說孔子燒書和一些作者自燒自家書，那不僅有道理，還非常深刻。唐代吳道子《先師孔子行教像》的題詞是：“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jīng)，垂憲萬世”。孔子刪述六經(jīng)是儒者都贊同的，這種刪述乃是整理、選粹、集大成之謂，為此必須去粗取精，使《六經(jīng)》流芳百世，這就是孔子建設性的“燒書”。歷代總有若干書，即使收藏于秘閣，也沒有多少人光顧，或霉爛，或塵埋，大概價值不大吧，這就是“自燒書”。不過有些大型工具書，如板橋提到的類書《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習稱“三通”，乃是經(jīng)典訓詁的重要參考書，歷來受到重視，在當代史學再興的時候，用途就更大了。《六經(jīng)》與《左》《史》《莊》《騷》固然重要，也需要解讀之作和諸子百家與之并存，才能相得而益彰。板橋平生不治經(jīng)學，不諳考據(jù)，故認為“三通”一類典籍乃無用之書，當然是一種偏見，我要為類書及諸子說句公道話。

不過，我對板橋“自燒書”也有同情的理解。歷代人士皆視前代遺書為珍品，越古越珍重，于是反復整理，編為叢書，建立書庫，編制目錄，待人查閱，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傳承工作。但是，其中必然有若干部書一直無人問津，只有文物價值，并無學術功用，這就是“自燒書”，使人無可奈何。我們已經(jīng)有了《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大藏經(jīng)》《道藏》《諸子集成》《百子全書》《皇清經(jīng)解》《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經(jīng)籍纂詁》《古今圖書集成》《十三經(jīng)注疏》等，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古文獻資料的供給足矣，今人是否有必要化大財力人力再去做大型古籍新編之類的書籍呢？即使做出來也沒有人去看。不如在薄弱環(huán)節(jié)上多下功夫，如編出更好的目錄便于查找，制成電子版在網(wǎng)絡上流傳，加大地方史志的編修，加強從古籍中提取精華并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等。當代作者群龐大無比，出版事業(yè)空前發(fā)達，可是有許多書出版不久便不流通，變成廢紙，豈不也是在自燒書么！看來自燒書現(xiàn)象還會延續(xù)下去，也許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也走下去的。

我還要補充說，秦始皇破壞性燒書一類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而且后來的燒書比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秦漢代謝之際，初項羽兵氣盛，但迷信勇力而無文化，《史記·項羽本紀》說：“項羽引兵四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可以想見，秦朝保留下的古籍也隨之遭焚，而項羽眼里沒有人道與文化，只有貨寶婦女。板橋曾寫《項羽》一詩：“已破章邯勢莫當，八千弟子赴咸陽。新安何苦坑秦卒，壩上焉能殺漢王。玉帳深宵悲駿馬，楚歌四面促紅妝。烏江水冷秋風急，寂寞野花開戰(zhàn)場。”他指責項羽濫殺降卒而無仁義，遂有烏江自刎的悲劇結果。項羽既然與始皇同樣殘暴，又何能取彼而代之。再看從南北朝到唐末發(fā)生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魏書·釋老志》載：北魏太武帝滅佛，“諸有佛圖形象及佛經(jīng)，盡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真夠殘忍的。《周書·武帝紀》載北周武帝滅佛，“初斷佛、道二教，經(jīng)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他好在還沒有殺人。《唐書·武宗紀》載，武宗會昌五年滅佛，共毀大中寺院4600所，小廟4萬余處，焚燒大量經(jīng)籍，強令僧尼26萬多人還俗，自此佛教由盛而衰。清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收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古籍三千余種，為后人研究歷史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文獻和使用上的方便，所謂盛世修典，受到稱贊。但是這次修《四庫全書》，既是建設，同時也是破壞，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要箝制反滿言論，統(tǒng)治者把大量認為不利于其意識形態(tài)的古籍加以焚毀、刪削、篡改，計禁毀書達三千余種，15萬部，與收錄的書量幾乎相等，其規(guī)模要比始皇焚書大得多了。同時，大興文字獄，迫害無辜文人，燒毀許多典籍。章太炎在《檢論》“哀焚書”里說：“滿洲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馀通，傳旨褒獎，督他省催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庫創(chuàng)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繆尤甚者，一切擬毀。”文化專制破壞了中華文化的包容傳統(tǒng)，害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