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走了，前半生惝恍流離，顛沛于市井之間，后半生恣意而為，笑傲在浮華塵囂。這是“錯位”的傳奇：想做叱咤風云的政治家而落拓為報人；想寫娛樂消遣的武俠小說，卻被譽為20世紀華人經典；想象了豪氣干云的各類英雄故事，卻以奸詐虛浮的韋小寶告別文壇；高歌“直教人生死相許”的癡情，卻心思不屬情感豐沛。他的作品也成為時代“錯位”的有趣表征：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偏偏要講述英雄的故事；而對于英雄的想象本身，又天然帶有無力措手的悲哀與沮喪。

不妨說，金庸是20世紀革命激情剩余之后英雄敘事的締造者，也是香港殖民飛地帶有創傷記憶的歷史命運的慨嘆者。一方面是酣暢淋漓改造世界的沖動，另一方面則是黯然銷魂無所來去的彷徨，詩人龔定庵曾經這樣描繪“五千年未遇之變局”背景下現代人的雙重心態：“來何洶涌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這不正是金庸小說之人生情懷與思想境界的最好寫照嗎？

童話布景、悲劇心態與史詩境界：金庸小說的三重內蘊

清末民初，“武俠”二字雖來自日本，卻忽然于中國彪炳文采，一時顯赫。究其原因，無外乎卑國命運外化為人生傳奇而已。船堅炮利的強敵，創造了身體狂想的武俠，也激活了沒有英雄時代的英雄想象。可以說，金庸小說為孱弱的“東亞病夫”生產了壯美的武俠氣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剛至堅、胡斐的一往無前、陳近南的大義凜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與黃老邪的潔身自好……金庸把個人的挺拔精神與歷史上民族命運的沉沉黑夜維系在一起，創造出“俠之大者”的神話。

與此同時，金庸小說之境界還體現在英雄狂想中隱伏的“小人物的悲哀”。令狐沖在綠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與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陳家洛悲悼憂郁的面容間蘊藏著的世間悲苦、張無忌棲棲遑遑渺無前路的彷徨、楊過黯然銷魂掌隱喻的絕望、韋小寶無所用心狡詐卑鄙中透露的認同失落，以及義無反顧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靈素、英姿颯爽的霍青桐、偏執無著的岳靈珊……金庸并沒有假情假意地給我們描述“偉人的江湖”，而是鋪開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20世紀心靈地圖。

在《天龍八部》中，大俠蕭峰兩軍陣前折箭自盡，創造了當代武俠小說男性主人公自戕的結局。蕭峰的死，不僅僅是他在大宋和契丹之間無所選擇的死，還是以死的崇高感，凸現出人格價值的堅守與這種堅守不免消解的悲涼。蕭峰，這個看似曠古絕今的大英雄，又是觀看金庸小說第二重內蘊的“顯微鏡”：通過他，可以發現“武俠英雄”中絲絲縷縷的脆弱、失落和慌張。

其實，金庸小說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之豪氣干云，而在于他寫出來的我們每個人的無能為力。而正是這種無能為力，才讓金庸的小說與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境遇與精神氣質緊密相連：郁達夫筆下遲桂花的寂寥、魯迅小說里傷逝的悲慟、沈從文邊城中寄存回歸希望的離開、曹禺話劇刻寫的周萍的彷徨和尷尬……

事實上，金庸小說如果只有郭靖，那不過是英雄的夢境；如果只有韋小寶，那只能是世間諷刺的劇作；而他偏偏寫了陳家洛面對霍青桐的自卑、張無忌對陣朱元璋的無奈、令狐沖醉飲美酒無心拼搏的失敗感、狄云寧愿掙扎在冰雪酷寒之地也不愿回到俗世的絕望……金庸的世界，寫出的是英雄蕩滌江湖的偉岸故事，用的卻是三分焦慮無著的喟嘆心境。細看其曾經叱咤風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蕭峰一樣的“真實死亡”，要么是以退隱的方式“象征死亡”，就連韋小寶也悄然離開，不知所終。金庸把蘇東坡“江海寄余生”的閑情逸致，變成“小舟從此逝”的無語落幕。這不是“告別崇高”，也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對中國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一方面是救濟天下的英雄錯覺，另一方面則是無力作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說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為了制造悲劇，而是悲劇現世本身；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寫知識分子“世間不平事乃以劍消之”的狂想，而是寫這種狂想本身已經喪失了想象的土壤。

如果說刻寫英雄豪俠不過是金庸小說的“童話布景”的話，那么，將歷史的寂滅感放在英雄的幻想中來映照，則凸顯了金庸小說的“悲劇心態”。所以，金庸不免在小說里寫逍遙自在的桃花島、忘情俗世的忘情谷、無人能會的活死人墓、一騎絕塵的大雪塞北與杳無音信的海外僻地。金庸用桃花源的美麗，襯托無處私奔的精神絕境；用一去無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詐市儈的平生。這不是古希臘的命運悲劇，不是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也不是《紅樓夢》的虛無悲劇，而是現代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感和困頓的命運感的交纏與撕扯，是無力拯救而又不得不振臂而呼的蒼涼，是以小人物的心，幻想大人物的歷史的崇高。

這也就有了金庸小說的第三重內蘊：特定時代內在精神的史詩境界。

在他的武林世界里，無論怎樣萬千阻障和山高水長，依舊有執著堅定的信諾、至死方休的愛情、純潔無瑕的友誼和一笑放下的灑脫。金庸小說最終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靈創傷，而是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癡絕、不肯“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獨立、于威嚴肅穆的權威面前嬉笑怒罵的脊梁和“不戀投來食”的尊嚴。

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輝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說把這種卑微底色的勇敢寫了出來，在崇高里多了份蒼涼，在蒼涼里又平添幾分剛毅！這是一個經歷過戰亂、動亂和爆炸式繁榮的人，寫出來的那個世紀的邏輯，又是每一個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偉大的自我。在一個實用主義當先、利己主義稱霸的時期，金庸小說把曾經主宰人類從洪荒蠻遠走到高樓大廈的“人的力量”，凸顯在字里行間，刻寫在我們眉宇之間。

英雄的挽歌

如果將金庸筆下的三個人物并置的話，就會顯示生動的現代人格的三張面孔：郭靖、令狐沖和韋小寶。

郭靖淳樸卻堅實、仁厚而強大、剛毅又柔情，人世間可以沒有黃蓉，卻不能沒有靖哥哥，因為“靖哥哥”是對抗市儈化和功利化的情感世界與處世規則的符號——正是這個“靖哥哥”，寫出了對鬼魅魍魎的嗤之以鼻。

令狐沖卻是郭靖的另一面。他率性任情，對世間規矩熟視無睹；他恣意縱情，看朝堂政治如兒童游戲。狷狂處可為兒女情懷忘記江湖大義，隱逸時能把權冠王位看得一錢不值。俯身撿起一把劍，性命不顧，自由自在而去；回頭擋住懸崖路，無所畏懼，沖向盜匪強人。如果說郭靖是小人物的面具，那么令狐沖就是英雄的心腸。從郭靖到令狐沖，金庸寫出了從少年擊劍的浩氣，到萬千哀樂的睿智。令狐沖這個符號中隱藏了人們對日益單調刻板的現代生活的厭倦和無奈。

但是，金庸終究寫了韋小寶，一個在武俠英雄的樹葉枝干里，“生長”出來的“塊莖”（rhizome）。如果沒有韋小寶，郭靖的剛健偉岸與令狐沖的揮灑自如，恰好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家國情懷的珠聯璧合。出則郭靖，入則令狐；嘴上郭靖，心中令狐；外郭靖而內令狐。而恰恰因為韋小寶，這種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俠骨柔情，就被殘忍碾碎。韋小寶用“朋友的義、臣子的忠、人子的孝”，輕輕松松地獲得黑道白道的雙重認證；又把奸商的狡猾、阿Q的自遣、市井的功利與豪俠的話語都集于一身，創造一種“無意義而有效的人生”。從“有意義的生活”到“有效的生活”，金庸終于用韋小寶埋葬了20世紀知識分子的“騎士夢”。

韋小寶正如當年的堂·吉訶德，以喜劇的活潑顯示變幻時代里的嚴峻：無論是把自己想象為英雄，還是干脆想象別人為英雄，都只是拯救的幻象，不能構成拯救本身。

拯救的時代結束了，韋小寶的使命并不是去鼓勵“沒有意義就胡作非為”的未來，而是去刺痛抱殘守缺的啟蒙者或者自以為是的拯救者。韋小寶把一個新的命題甩到我們臉上：如果你不是英雄，是不是就可以猥瑣奸佞或者陰險狡詐？是不是這個世界沒有神和神的光輝，就注定只剩下人的攻訐告密與蠅營狗茍？

金庸寫了英雄，又終究把英雄帶走。世界創造了英雄的想象，卻并非由英雄來創造。武俠小說嘗試用符號的偉大，暗示世界的偉大；金庸卻啟動了符號的自毀機制，顯示小人物的悲哀。武俠小說用江湖的險惡來掩蓋世界的卑污，金庸卻把卑微看作是英雄的底色！這個世界永無英雄，我們卻必須用英雄來激勵自己；而這個世界皆為普通人，又何必用神圣的面具來嚇唬眾生？

金庸的小說，是英雄的神話，更是瑣碎生活的寓言。

金庸的小說，是英雄敘事的幻象與歷史內核的錯位，也是喚起英雄感的激情和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