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爭光這個名字叫著響亮，聽著也響亮，想必父母給他起這名兒時，是寄托了很重的期望在兒子身上的，雖然成年之后的楊爭光不喜歡任何的強加于他，但這件事沒由了他，而且從傳統意義上講，他確實是給父母爭光了。

1978年，楊爭光走出陜西乾縣，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由此開啟他的文學藝術之路，走過了與詩歌相伴的青春歲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到90年代，爆發式地推出了一系列風格鮮明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他的短篇《從沙坪鎮到頂天峁》《蛾變》《藍魚兒》《高潮》，他的中篇《黑風景》《棺材鋪》《賭徒》《老旦是一棵樹》《雜嘴子》等等，今天讀來依然感到震撼，是能夠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好小說。長篇小說從《越活越明白》《從兩個蛋說起》到《少年張沖六章》，是以差不多十年一部的節奏面世的，與當代作家中的高產者相比，楊爭光確實寫得不算太多，但文學向來不以數量比高低，從文學思想的含金量而論，楊爭光是對得起他所身處的文學時代的。

1989年楊爭光調進西安制片廠任專業編劇。在放下小說的那些日子里，楊爭光在影視劇創作上干得風生水起，他的《雙旗鎮刀客》拍攝后獲了國際大獎，他操刀改編電視劇《水滸傳》全中國家喻戶曉，在很長時間里，楊爭光當編劇的名聲是蓋過了小說家的。但是楊爭光一直強調說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小說，他對小說藝術的執念從來沒有改變過，其實如果認真研究一下他的影視劇作品，你會發現他是用對待小說一樣的嚴肅態度對待劇本創作的，他寫過的電影劇本中，也有不少并沒有拍成電影，楊爭光自己也曾說過，文學劇本首先應該具有文學的品質，如果強化了這樣的品質，會不會影響到影像作品對于觀眾的喜聞樂見呢？總之楊爭光雖然和影視藝術有著不淺的“交情”，但某種與文學精神相關的個性堅持，使他并沒有成為持續火熱的影視編劇。寫作身份的變化是討論楊爭光時經常會遇到的一個話題，這個很像舞臺上的追光，不同時間照出了詩人楊爭光、小說家楊爭光和編劇楊爭光，真實的情況是，各種不同的藝術面影正合成一個立體的楊爭光，這個作家和這個人。

寫詩，寫小說或者當編劇，依然用追光來形容的話，會造成一種變幻莫測的動態效果，相互拉扯中糾纏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狀態，例如我要研究一下他的小說，詩性和戲劇性總是難以擺脫的說辭。但在楊爭光這里，一切發生的似乎毫不費力，自然而然，甚至很偶然。迷戀過詩歌十多年，然后和小說結緣，有人在他的小說中讀出了更多屬于戲劇的東西，對話性和畫面感，這既給楊爭光的小說帶來了鮮明的個人性，同時也將他引入了影視劇創作的地界中。楊爭光總走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脫軌者”令自己身處邊緣，也令評說者無從把握，所謂“無處安放”的楊爭光由此而來。

討論楊爭光寫小說的緣起，不能不提1986年他參加扶貧工作、住在陜北梢溝里的那一年。如果說陜北梢溝如何驚到了一個城市青年，我當然會覺得不足為怪。但是楊爭光自己也是生長于農村的，關中乾縣那個叫符馱村的地方，在他的筆下也是相當的貧瘠與閉塞，但楊爭光還是被陜西另一片土地上更惡劣的自然生態、農民更慘苦的生存狀態和極度的精神匱乏震驚了，他覺得詩沒用了，只能寫小說，于是有了短篇小說《從沙坪鎮到頂天峁》，有了楊爭光小說一步步呈現給我們的異樣的美學世界。所以說，擊中楊爭光思想藝術神經的，通常是那些走到極致的人生狀態，無需繁復，最緊要的是有無意味，有無足夠的精神能量。批評家李星早年就敏銳地指出：“比起形而下的人生他更愛好形而上的思維。”這一點，正中理解楊爭光的關鍵。作為一個思想型的小說家，楊爭光始終執拗于藝術的哲學表達，這就決定了他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意象，都以極簡單的文字外觀，內涵了極沉重的思想負擔。閱讀楊爭光的小說，嬉笑怒罵一應俱全，但終歸不給你輕松和舒服，那種荒誕人生蔓延出的苦味和痛感，絲絲縷縷無法消散。

這幾年因為做著一項有關陜西地域文學研究的課題，我試圖再次走進楊爭光的文學世界，發現“無處安放”的尷尬依然存在。這倒不是因為他已被深圳作協人才引進而離開了陜西，其實他經常回來，我們見到的依然是那個大碗吃著黏（rán）面，張口就唱秦腔，走到哪里就把樂子帶到哪里的地道陜人楊爭光，還有更重要的是他創作的根據地依然在他的老家，“楊爭光文學與影視工作室”就設在乾縣，源源不斷流出筆端的，也多是故鄉“符馱村”的故事。但問題在于，“符馱村”之于楊爭光，從來就不是一個地域性的存在，而更屬于一個虛構性的存在，或者說是一個文學意象的存在。從陜北梢溝到符馱村再到《少年張沖六章》中的南仁村，楊爭光幾乎無意于書寫地域文化，如果說有，也可以放大理解為“中國文化”，作家引入他熟悉的或體驗過的一個故事情境，聚焦點則是他想要刻畫的“國人性格”。所以，那種外在的風俗化的地域性把握，極有可能讓研究落入淺薄的文化俗套，甚至導致對楊爭光小說的誤讀。

楊爭光曾明確表示，中國的小說他最喜歡《紅樓夢》和《創業史》，作家中最喜歡列夫·托爾斯泰和魯迅。50年代前后出生的陜西作家，大約都是受過柳青《創業史》影響的，楊爭光也不例外。也因此，陜西文學群落的形成，就以“文學教父”柳青為堅實的傳統依靠，并在此傳統的滋養下發育和成長起來。但是所謂繼承傳統并非一種簡單的代際接力，它在不同作家那里會表現出全然不同的影響關系，比如路遙對柳青更多膜拜式學習，陳忠實則經歷了痛苦的精神剝離后，徹底擺脫了宗師柳青的那只巨手，才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小說句子。而楊爭光這里的情形是，他很清楚，即便都屬于鄉村社會的政治化書寫，《創業史》和《艷陽天》還是大不同，《創業史》要寫得好得多。我們其實也可以在楊爭光筆下的原色鄉村故事和帶著人性體溫的農民形象中，觸摸到《創業史》的潛在影響。但是，柳青從來沒有成為楊爭光文學思想上的直接或重要資源，從一開始，楊爭光的文學品相就透露出它的異質性，他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在告訴讀者，這個地道的陜籍作家是從另外一條路上走來的，顯然，這就是先驅者魯迅一代人開辟出的現代啟蒙主義思想之路。

楊爭光文學個性的形成，既有天性和才情的因素，也得益于他離開故土遠赴他鄉的求學經歷。在人生觀、世界觀和文學觀正在建立的年紀，楊爭光恰好身處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課堂，在新一輪的思想啟蒙浪潮中，與魯迅相遇成為必然。楊爭光在他的創作談中曾反復說到魯迅，魯迅對民族性格的發現，魯迅對國民精神病痛的關注，以及魯迅決絕的抗爭姿態，都極大地影響了楊爭光，他是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創作續接在五四新文學的源頭上的。有了魯迅式的看待中國文化和國民根性的“病理學”眼光，回頭再來注視自己的鄉土和鄉土上掙扎的生靈時，那些場景和人物就有了透視感，就現出了精神病態的紋路。楊爭光筆下的“符馱村”，就這樣從地理的生活的故鄉，變成了文學的精神的故鄉。

以魯迅為思想基石的當代小說家，注定都是格外敏感于人的精神現象及其復雜變化的，沿著這個思路去研究楊爭光的創作，我覺得大方向應該不會有錯，而且從他早年的短中篇小說到后來的長篇小說，也包括他的詩歌和劇作，整體都可以納入這一精神現象系統中進行考察。不可忽略的還有楊爭光的言論，有些已經訴諸了文字，可以拿來作為作品研究的支撐材料，而更多更精彩的言論需要現場聆聽才能心領神會。熟悉楊爭光的人都知道，他的時間和精力都付諸了兩件事：一是自己孤獨地痛苦地寫，二是和朋友們熱鬧地開心地聊。他是一個特別專注于精神生活的人，說出的大白話中不時會有思想的閃光。比如他說：“在我的認識里中國是有城市，沒有城市人，城市里住的都是農民。”在楊爭光的概念中，農民代表的是中國，是民族“根性”，這里包括名義上的市民和知識分子，也包括楊爭光自己。可能你不認識楊爭光這個作家，但如果知道和理解一點魯迅，你大約也是能聽懂這句大白話的。

在楊爭光身上，還可以找出多處與魯迅思想氣脈相通的地方。比如強烈的質疑精神。在我們百年以來的鄉土文學中，很少有人直接質疑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情感，陜西文學從柳青到路遙，都是以割舍不斷的土地情結感動讀者的，楊爭光卻不信，他說中國農民是會移情別戀的，事實上是現在有多少農民離開了和正在離開土地？一旦不能賴以生存，土地就可能什么都不是。在關于小說藝術的討論中，楊爭光認為：“小說不僅僅是故事，還有比故事更重要的東西。以為有一個好的故事就會寫出一部好的小說，這是對小說的誤會。”要說對故事在小說中權威地位的質疑，應該在上個世紀初策動小說現代革命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但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其實是在反復回到故事的，回到故事本身沒有錯，但以故事為小說的目的那就離現代小說的理想越來越遠了。以楊爭光這樣本來很有能力講故事的作家立場來看，根本上，他想爭取的是小說思想的權利，探求的是小說思想的最大可能性。

楊爭光在警惕故事減損小說思想質量的同時，也警惕小說的現實功利性，因為過于貼近現實也一樣存在讓作家的形而上思考落空的危險。從上個世紀末到新世紀以來楊爭光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其中兩部曾被貼上楊爭光并不滿意的價值標簽，比如《越活越明白》是寫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小說，《少年張沖六章》是考問中國當下教育的社會問題小說，這些說法從某種意義上應該都算對，但與楊爭光自己對長篇小說的期許，還是有不小的距離。楊爭光自己檢討說，讀者的閱讀與作家的創作初衷不對接，可能是作家的表達不夠或出了什么問題，但作家想要表達什么一定是清楚的。楊爭光一直堅守著最初的文學信念，他的出發點和他的高標，就是寫人和人性，因為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歷史幾千年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換句話說就是人性不變，這和是農民是市民還是知識分子關系不大。所以，如果閱讀和批評活動聚焦在寫了什么樣的人和什么樣的事，對人性的關注對靈魂的考問等等極可能被遮蔽掉。楊爭光的創作應該早已超越了寫什么的階段，或者是小說還沒寫到位，或者遭遇誤讀是這個時代的宿命，總之如果楊爭光還想繼續長篇小說的征程，那個困擾所有小說家的虛實結合問題，即所謂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系問題，還是逃不脫要劃入重點思考范圍的。

受過魯迅深刻影響的人，無論學者還是作家，多會在性格上形成激情和理性一體兩面的狀態，看似矛盾，其實有著內在的統一。我在閱讀王富仁和錢理群等魯迅研究專家的學術著作時，在他們學理的思考和邏輯的論證之下，分明感受到他們內心世界的激越澎湃。小說家的表現方式或有所不同，譬如楊爭光給我的感覺多是自由散漫和熱情洋溢的，但真正深入了解后發現他其實是偏執的甚至很擰巴的一個人，他的某些觀念會極端到令人絕望的程度。在有關楊爭光的創作研究中，“人性的陰暗冷漠”“蠻荒的精神世界”和“無聊的存在之感”是對他小說對象比較多見的闡釋。你會發現，楊爭光陽光燦爛的笑臉無比真實，但他的內心充滿了連他自己也無法應對的矛盾沖突，這是一個作家更深刻的內在真實。這個內在真實給他的作品帶來了巨大的思想張力，同時也帶給他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楊爭光的“光”，陽面透亮暖人，陰面卻灰暗孤冷，如同他的小說文風看似直白極簡，一旦走進卻復雜難言。如果引入五四和魯迅的思想系統進行研究，楊爭光這位文壇的獨行俠就顯得獨行有自，跡象可循了。魯迅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最偉大的近傳統，在很多優秀的當代作家心里，魯迅正如一盞燈，他對專制壓迫的絕地反擊，對現實人生的熱切關懷，他的文學個性的復雜豐富，他所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形象，一直照亮著我們幽暗的文學前路。楊爭光無疑也是被照亮的一個，而且在陜西地域文學視角的觀察中，也是最顯眼的一個。

楊爭光曾經說過：“我想說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說里。”但是近兩年，他是越來越愛在小說之外說話了。微信公眾號“楊爭光說”不斷推出的雜文類短章，可以看到楊爭光一直處于緊張的思考中。他是注定不會做“無用型”文學的一類作家，無論小說還是雜文，都面對著我們身處的時代和現實問題。他還有屬于自己的詩歌，還有書法，楊爭光的文人姿態果然有些任性，探頭一看果然藏著那個被人們說俗了的叫作“文化自信”的東西，耳順之年后他自己已然變成了發光體，照自己也照別人。記得兩年前去看陜西人藝版的話劇《白鹿原》，碰巧在西安人民劇院門口遇到了楊爭光，他很熱情地與粉絲們合影，我順便也湊了個熱鬧。站在人民劇院門前的燈光中，身后是《白鹿原》首演的宣傳橫幅，瞬間有一種活為陜西人好驕傲的感覺。如我這樣做點文學評論和研究的人，本身是不會發光的，但架不住如此的強光照耀，你不沾點兒光也由不得你了。

周燕芬 陜西米脂人，文學博士，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文學思潮與社團流派研究。出版著作《執守·反撥·超越——七月派史論》《因緣際會——七月社、希望社及相關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文學觀察與史性闡述》等多種，發表學術論文與文學評論數十萬字，曾獲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陜西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