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在通州區中倉街道工作，著手寫《中倉》一書。因紅學家李希凡先生是中倉出來的名人，我曾采訪過他。

關于李希凡的經歷和成就，大家了解得比較多。但是關于他的身世、童年和少年生活方面的資料很少。作為通州的文化研究者，我深感有責任去梳理李希凡先生與通州的關系，并且將重點放在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時代。10月29日，驚悉李希凡先生仙逝，謹以此文送別先生。

“紹興師爺”祖上北漂到通州

清乾隆年間，李希凡先生的先祖從浙江紹興經京杭大運河來到通州謀生。李氏家族在通州的第一代祖先名為李應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刀筆吏”——紹興師爺。據說他不僅寫得一手好字，而且能在馬上疾書。也許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高超技能，所以他被招募成為當時通州的“州府師爺”。李應彪有兩個兒子， “紹興師爺”的職業只能由家族的長門繼承。因李希凡先生的祖父不是長門，無法再吃“師爺”這碗飯了，所以漸漸淪為普通百姓。

李希凡先生的父親叫李炳文。他考上京師大學堂（后來的北京大學），接受了新學教育。后因家庭需要這位獨子掙錢養家，于是輟學。第一份工作是給新成立的北洋大學校長當英文秘書。據說工資很高，曾用籃子裝銀元寶回家。后來，因為同情工人罷工運動，被迫辭職回到通州老家。那一年，他才36歲。

亂世求學的蹉跎之路

李希凡先生1927年12月出生于通州。愛讀書受父母的影響很大。小時候，父親不僅給他講《三國演義》、《說唐》、《東漢演義》等，而且還指導他寫“詠史”詩詞。母親喜歡聽評書，每天晚上，母親一邊在燈下做活，一邊叫他讀《三國演義》給她聽。當時李希凡才九歲，上二年級，有很多字不認識，他一邊讀，父親一邊給他糾正。

李希凡先生在通師附小上完二年級就輟學在家，和二哥到父親辦的私塾上學。李父教私塾，年底只能拿到微薄“束脩”（學費），生活難以為繼。李希凡的大哥、大姐都不在身邊，全家主要經濟來源就靠二姐和二哥。二姐高師畢業后通過考試當上了北京電話局的接線生，每月可以分到白面。盡管全家省吃儉用，但還是經常斷炊，只能把家中一些值錢的東西拿到典當行當了。李母也曾帶著李希凡和老街坊一起，扛上三四十斤重的玉米面，徒步到朝陽門外關東店去賣，換了混合面拿回家吃。這一年，剛滿十二歲的李希凡得了兩場大病，可以說是九死一生。那年冬天父親突然中風偏癱，私塾也只好宣布解散。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親的身上。

李希凡先生的母親是通縣郊區人，窮苦出身。原不識字，丈夫曾帶她去北京工作，教她識字。這時候的李希凡不僅不能上學了，而且還必須分擔家庭的重擔。他被二哥介紹到一家西服店當學徒。然而不到三個月，他和欺負他的二師兄打了一架，只好又回到家中。他鬧著要上學，最后還是在二哥的支持下，重回學校，讀完了小學六年級。就在小學畢業的這一年（1942年），二哥病故，這是又一個沉重的打擊，致使他不得不再次中斷學業。

1944年春，李希凡隨二姐在石家莊市立圖書館做了小館員。有機會接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看了巴金的《家》，老舍的《趙子曰》、《二馬》、《牛天賜傳》，魯迅先生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品，他還看了冰心、葉圣陶、許地山、周作人、朱自清的作品。他不僅愛看話劇，還參與到石門的話劇團。他在石家莊的生活是清苦而充實的。

1947年夏，李希凡先生到青島投奔大姐。受姐夫趙紀彬先生的影響開始學習哲學。青島解放后上了華東大學的文學系。后來，華東大學和山東大學合并，他成了山東大學的學生。

通州老家的溫暖記憶

李希凡先生在通州度過的青少年時期適逢亂世，但是在李希凡先生的回憶中，我仍能看到他對童年的愉快記憶。

關于祖屋后院的棗樹，李希凡有著十分深刻而美好的記憶。他回憶道，這是個“很大的園”，里面長著有三十幾棵棗樹，每年都枝繁葉茂，果實累累。其中最大的一株，緊貼著花墻，樹干在后院，枝干卻伸向前院，春夏秋三季，它總是椏椏杈杈地占據著半個院子。春夏之際，棗花飄香，不僅使灰房庭院一派綠色生機，還會招來成群結隊的蜂，為我家院落增添了熱鬧的情趣。而每年這個季節，父親總是叫哥哥們爬上樹去采摘一些嫩葉，沏在茶水里，讓全家都喝一點，說是敗春火的。我喝起來，只覺得那茶水不過增加了一點苦澀。

中秋前后是棗的收獲季節，那簡直是像過節一樣。我幼時，通縣的城墻雖已成為斷壁殘垣，但我家所處的東南隅，卻還保存得比較完整。所以，它也成了生活在這附近街道上的孩子們經常比賽攀登的“競技場”。站在高高的城垣上朝西望，武定庵所有住戶的庭院盡收眼底。金秋季節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我家的灰房院。這時的棗葉已經萎黃而大半凋落了，只有那紅晶晶橢圓形的大紅棗，像一顆顆紅瑪瑙，閃亮發光，掛滿了我家的后院……解放后幾十年，不管多少，都還能吃到“老家”的棗。

還有李宅門前的大槐樹，老人們稱之為李家大槐樹，先生對它有特殊的感情。2013年11月，我去拜訪先生，當他聽說大槐樹還在時，十分高興。他向我講述了一個關于大槐樹的神奇傳說。先生的先祖李若梅有一次睡覺，在夢中夢見一個白胡子老頭慌慌張張地說，他遇到一個災難，求李先生救命。李若梅問怎么救呢？白胡子老頭說，他們現在要殺我，您出門就知道了。李若梅突然驚醒，走出大門發現幾個人正要砍大槐樹。善良的李若梅想起剛才的夢，就出錢買下了這棵大槐樹。此后，這棵大槐樹一直忠實地守候著李宅。

除了老宅的棗樹、槐樹，還有古城墻、荷塘、河沿等地方都深深地鐫刻在李希凡先生的記憶中。當然更讓他心懷感念的是鄰里鄉親。劉大爺的“評書”，李大爺的“武術”，仿佛還歷歷在目。最讓李希凡感激的是，1942年，李希凡做軍醫的大哥秘密回到通州老家，呆了一個多月，連病中的老父親都很震驚，鄰里們也很擔心，他們到李家勸大哥趕快離開，說呆在通州太危險了。李希凡先生到現在還感慨，我們的老百姓真好啊，沒有一個人將這個消息泄露給漢奸和日本鬼子。

新中國成立后，青年李希凡在繁忙的學業和工作中，回通州老家的機會并不多。李老回憶，1951年春節他回老家過年。1953年，從山東大學畢業后，參加完國慶慶典，帶著女友（后來的妻子）徐潮回武定庵老家，不久，他們就在北京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加上工作繁忙，李希凡不能經常回老家。但是沒有特殊情況，春節等重要節日他都會回家看望老母親，直到1968年老母親去世。

出任大運河文化研究會顧問

改革開放以后，通州城市建設步伐加快。上世紀九十年代，通州政府對武定庵及周邊進行了拆遷。在新樓建起來之前，李希凡還抽空回老家舊址上“憑吊”。隨著李希凡先生在國內文化界影響力的擴大，他時刻關注著家鄉通州的發展，尤其是文化事業的發展。只要老家有什么事，他都會很爽快地提供幫助。李希凡先生還深情地回憶與通州名人劉紹棠先生、浩然先生等人的交往，他們曾一同回通州參加活動，為通州的發展建言獻策。

今年年初，通州區委宣傳部部長查顯友同志到李老家里拜訪，并邀請他出任即將成立的通州大運河文化研究會顧問。李老風趣地說：“我現在已經是老朽了，好在是當顧問。顧問嘛，顧得上就問一下。”便很爽快地答應了。6月底，通州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李希凡先生還坐著輪椅，親自參會。看到通州的變化，李老很高興，還一直關注著通州運河文化，尤其是研究會的發展。沒想到幾個月之后，李希凡先生竟離開了我們。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