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曾在《典論·論文》中強調了文章的價值，認為文學創作是有關治理國家的偉業，是萬世永不消亡的大事。歷史千年流轉，中國文人漸承傳統文脈，欲興文章氣派。筆墨之中，皆為風骨。

在11月6日舉辦的賈平凹散文創作現象學術研討會暨《自在獨行》發行百萬冊紀念儀式上，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提出了“文章的復興”這一視角。他認為，賈平凹的散文集《自在獨行》發行達百萬冊，不只是一個作家的現象，也是屬于整個新文學、整個當代文學的現象；這本散文集除了自身的思想、藝術魅力，還涉及到更大的命題。他期待與會作家和學者的研討能推動對賈平凹散文、對中國散文傳統的學術研究，推動當下散文創作。

以現象觀脈絡：何為文章？

李敬澤講話

“從‘文章的復興’來談賈平凹的散文創作，是很好的視角。由《自在獨行》的發行盛況重新認識、思考中國的文章之道也具有深遠意義。”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認為，談中國的文章傳統，實際上就是要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深遠的歷史脈絡里觀察具體的寫作。中國的文章傳統，在近現代經歷了斷裂后的重新建構，在建構過程中大家對古典傳統各取所需。時至今日，寫作者需要重新把自己放到作為中國文化之根本的文章脈絡中去，不斷地重新思考：在現代背景下，特別是在新的時代條件、新的文化條件下思考何為文章，賈平凹的散文創作可以成為一個參照的范例。

“其實到今天，文章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是一種泛指。”張清華補充到，談復興中國的文章之道，其實是要通過文人復興接上中國傳統的文脈，更多的是一種文人情懷，以文人的實踐來重現、延續一種文學的立體性。就像中國文學史上發生過多次古文運動一樣，古文運動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向古代學習和致敬，尋找它重要的傳統。當代文學在新時期這樣一個開放的格局，不斷的變革當中，是不是也要向著中國原有的文章學這樣一個古老的命題探索？以何種方式探索？這些都需要文人來尋找答案。

回到賈平凹的散文創作，他認為：“如果說作家是在寫散文，那么文人是在寫情懷。賈平凹是有情懷的。他的創作不只是文類意義上、現代意義上的散文概念，而是有可能朝向中國傳統的一個非常多維的、復雜的、豐富的文章傳統來復歸。”

從寧馨兒返歸自身，追尋內在邏輯

新文學誕生已逾百年，新時期文學也走過了40年的歷程，大歷史中包含了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新文學如果最初是一個寧馨兒，那么經過一百年它不再稚嫩，又將走向何方？

“古代文學講文章學，但是現當代文學不太講了。現代以來，文章和文學走了兩條路。以魯迅、廢名為代表的作家，既是小說家又是文章家，曾給文章帶來了一股新氣，但后來的作家沒有這樣的功底，或者不需要這樣做了，文章的基因就斷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散文家孫郁追溯了新文學以來文章消逝的歷程。在他看來，新時期的汪曾祺、孫犁也稱得上是文章家，但最終年邁，只留下一些名篇。賈平凹就恰恰在這時候接上了這一文脈。

“平凹先生與汪曾祺、孫犁又不同，他在西北大地里和山川、河谷、古老民風互動，無師自通，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六朝以后，一直到元明清的中國辭章的妙處。對辭章的考據、對風物的把玩都與傳統士大夫多有相似，恰恰是魯迅他們那一代作家身上有的東西。”孫郁認為賈平凹的寫作沒有舊式文人的迂腐、沉悶之氣，反倒是把古人的韻致和五四以來周氏兄弟的傳統奇妙地結合在了自己的文體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風，既受益于文章傳統，又開辟了一條新徑。

《十月》編輯部主任、青年評論家季亞婭談到，關注文章復興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強大文脈的必然爆發，是從中國文化整體重構的層面上來觀照。“其實賈老師以散文而聞名文壇是在80年代，這個時期特別注重作文章的還有汪曾祺、孫犁，而且孫犁對賈平凹推崇過這種寫法。”她認為，賈平凹寫作里體現的中國人的人生感、樂與哀、入世與超脫的感受，打通的是整體文化重構之下的大眾的心靈密碼，即中國之心。

張清華認為，以賈平凹的散文創作為參照，新文學的發展大抵存在著兩種方向的運動，一種是向著現代性、向著世界性，另一種便是向它自身的傳統和內在邏輯致意。

作家以文人身份回歸，探索文章之道

賈平凹發言

研討會上，賈平凹談到了自己的寫作體悟：“在作品里，我總覺得要寫一些天地人心奧妙的東西，或者提出一些人生的經驗、生活的智慧。積累這些東西，肯定要隨著年齡、閱歷各方面的思考，才能慢慢增加。”在他的身上，文人身份是愈加明晰的。以文人身份寫作，是對文章之道最虔誠的探索。

“文章之法，渾然天成。”談到賈平凹的散文美學，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認為可以用知人倫、知自然、知人心、知天命來概括。如果說唐宋八大家、漢魏之文要成不朽之盛事，下筆高昂，賈平凹的散文寫作就是放低的姿態，把物放在了和人平等的位置，對人無褒貶，多以悲憫之心相待，書寫的是生命的本分。不宣揚“文以載道”，四個“知”中反映的是更具民間性的中國傳統。

詩人歐陽江河表示認同：“與許多作家要拔高、升華思想不同，平凹不在作品中升華自己的日常，甚至很多地方是低于寫作的，這個‘低于’的概念在寫作中很少存在，他的散文是‘凹’的東西，比小說世界還要低的東西，一般我們就扔掉了，但在他那里就是可貴的書寫。”《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編審王兆勝也認為賈平凹是“小敘事”，但“真情寫余，閑心求道”，背后聚焦的是宏大的本質，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氣場于其中。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賀紹俊從語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古代文人寫文章時就是面對文字語言，他們眼中的月亮、江河都不再是純粹的自然景物，月亮、江河就是一個個的語言世界，包含著非常豐富的人文內涵。賈平凹也是如此，在語言中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打通了人類現實生活與文字世界的通道，為建設新文學的文學語言作出了努力。作家李洱深有同感，他說到：“語言塑造了記憶，賈平凹就不斷地深陷于、沉浸于那個世界，那個世界幾乎是要被中國現代社會遺忘的。他以中國散文的良知，打撈著寶貴的記憶。”

青年作家劉汀認為，賈平凹的文章里帶著一種蘇軾、張岱那樣“乘興而去、盡興而歸”的味道，文章里的真誠，是大作家的赤子之心。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他無意于將來要當作家，只是什么書都看，看了就做筆記，什么話也不講。當黃昏一人獨行于校內樹林子里，面對了左右楊樹上那長疤的地方，認定那是人之眼，天地神靈之大眼，便充裕而堅定。”賈平凹先在《自在獨行》中這樣回憶自己的大學時光，令人讀來慨然，或許那眼，便是他的文學，他后來的文章與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