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兩部偽紀錄片《解除好友2》和《網絡謎蹤》收獲了不俗的口碑，拋卻個人喜好客觀地說，兩部都可以去競爭“2018年度最好的驚悚片”。

偽紀錄片，究其本質或應稱之為“仿紀錄片”，指的是以紀錄片的形式呈現，但是內容全是人為編排擺拍的電影或者電視片。這里的“偽”并無貶義，觀眾也明白所見非實，只是借用了紀錄片的外殼。然而，在80年前，曾有一部偽紀錄片讓170萬人信以為真，甚至引發了現實中的一場混亂。

“一個巨大的燃燒物，降落在新澤西州格羅弗斯米爾鎮附近的農場。”“一支7000人的警衛隊被火星人消滅了”。1938年10月30日，收音機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條“插播快訊”讓美國和加拿大的170萬人信以為真、陷入恐慌，很多人甚至離家逃難。

這是歷史上最有名的“假新聞”之一。實際上，聽眾們聽到的是空中水星劇場的萬圣節特供劇集《世界大戰》，在節目最開頭也有清楚的說明，不過此劇模仿新聞仿得太過逼真，播到一半換臺換到這個頻道的聽眾被“騙”也不奇怪。

后世的聽眾就沒那么容易被它騙過了，那個戲份實在太多，在火星人入侵的大災難中不畏艱險沖在第一線卻并無大礙，繼續在電臺喋喋不休的皮爾遜教授，他的聲音分明就是大導演奧遜·威爾斯的。一年前，22歲的威爾斯和朋友在紐約組建了水星劇團，在舞臺上小有成就。1938年萬圣節后威爾斯一戰成名，得到了當年好萊塢八大制片廠之一雷電華公司（RKO）的一份包括電影最終剪輯權的合約。正是在雷電華，他拍出了《公民凱恩》。

《世界大戰》改編自英國科幻作家H.G.威爾斯的小說，而威爾斯改編的方式，與其說是“假新聞”，不如說是偽紀錄片。在數十分鐘里，新聞播音員、現場播報的記者、被采訪的專家和傷員等各色人等都以新聞中人的方式出場，煞有介事、一本正經，雖然只有聲音可以傳遞信息，卻產生了一種多聲部合唱的厚重感。假裝播新聞只是形式，《世界大戰》本質上是在用新聞或者說直播的方式講故事。

尤其是開場部分給觀眾設的套兒，堪稱經典。“電臺播音員”先是很平靜地播報，下面要播的是某樂隊的演奏，樂聲舒緩地響起，播了一陣后才被“插播快訊”打斷，一開始只是說發現了不明物體，又若無其事地切回樂隊這邊，再被打斷，反復幾次，直到前方情形越來越緊迫，“播音員”直接連線前方“記者”。

不要一開場就一驚一乍，先從日常生活尋常事入手慢慢構筑一個與現實相近的空間，再在這個空間里冷不丁推出驚悚或者奇觀，好讓觀眾恍惚間錯覺危險近在咫尺。奧遜·威爾斯雖然志不在驚悚題材，卻已經在80年前圓熟地運用了這一法則。相比其他驚悚或者科幻故事，《世界大戰》的確走得太遠了，在信息獲取渠道有限的年代，廣播電臺里的“實時播報”幾乎以假亂真，卸去了故事與現實之間為受眾設下的所有安全屏障。

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凱恩》中一段作為戲中戲的偽紀錄片，也在敘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部電影的結構廣為人知：一位記者分別走訪主人公生前幾位至親好友，想找出凱恩遺言“玫瑰花蕾”指的是什么。而訪談段落開始前的9分鐘紀錄片常常被忽視。

這里模仿的是時事播報類的電影短片，在電視出現前，影院在故事片前通常會放映這類片子。這部短片介紹了這位大亨的傳奇一生，被訪者們回憶了凱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新聞出版業發家、政壇沉浮、兩次婚姻等等，都先以紀錄片的方式告知觀眾。這在情節上設置了更多的懸疑，更重要的，是在情感線索上提供了一個比那位記者更真實，也更為“生分”的外部視角：一方面，有紀錄片為證，好像不是在看故事片而是真有其人其事；另一方面，這位光鮮跋扈，只應出現在新聞里的商界大亨，與眾人回憶中那個活生生的人，以及誰都沒有參透，只有片中最后一個鏡頭在獨自訴說的答案，刻畫出的主人公的兩副半模樣，互為映照，更覺驚心。

偽紀錄片是打破虛構與現實界限的一條捷徑。怪不得偽紀錄片近年來在商業片里多見于驚悚題材，大眾視野里的偽紀錄片幾乎快被視為驚悚懸疑類電影的一個分支了。不過，《女巫布萊爾》《死亡錄像》《科洛弗檔案》等名噪一時的偽紀錄片大概是筆者的“審美黑洞”，都沒能堅持看完。時下流行的偽紀錄片美學風格，約等于粗糙的畫質、抖動的鏡頭加突兀的剪輯，本意是模擬記錄真實事件的各種影像——從過去常用的家庭錄影到現在的視頻聊天。然而，沒有電影感的畫面、碎片化的剪輯，同樣在用影像講故事，那是電影嗎？我一直不確定。

即使是今年大熱的《解除好友2》和《網絡謎蹤》，還是不好說它們距離電影是更近還是更遠。這兩部都是所謂桌面電影，整部電影的畫面都是一臺電腦的桌面，前者以小伙子馬迪亞斯和朋友們視頻群聊的界面為主，后者展示的是亞裔少女瑪格的一系列社交網站賬號，她的父親金在她失蹤后，逐一登錄這些賬號，想從女兒在網絡上留下的蛛絲馬跡中找到她的去向。

《解除好友2》延續了系列第一部的故事架構方式，幾個好友在網上視頻聊天，無法踢出去的陌生人介入群聊，好友們相繼以網絡時代的方式被害：例如，第二部里黑客剪輯了主角好友AJ在網上發布的音頻，合成疑似要發動恐怖襲擊的威脅言論，再打電話報警，放給警察聽，警察上門查看，再遠程操控AJ的電話播放子彈上膛的聲音。

與第一部的怨靈上網復仇不同，這一部里黑客所有的作為，在技術上都是可以實現的，非常的“現實主義”，也因為太過現實而讓人后背發冷。《網絡謎蹤》中，父親在網上尋女的每一步進展，像可重復的實驗一樣，能在我們的網絡生活中復制，從而讓觀眾感到熨帖和親切。

同時，比起過去電視臺拍節目或者家庭錄影等模仿紀錄片的方式，這兩部片子在電腦桌面的方寸之間，熟稔地引入各種網上傳遞信息的方式，與桌面顯示的視頻聊天、視頻播放、監控攝像頭等畫面相配合，組合出屬于電腦桌面的，有創新性的敘事方式。

例如：《網絡謎蹤》中，父親和女兒在文字聊天中，女兒失蹤前父親打了一句“媽媽也會為你驕傲的”。雖然他遲疑片刻，沒點擊發送，反而刪掉了這句話，但是觀眾都看到了，明白已經去世的媽媽是父女兩人之間的心結。再如：電影結束時，父親終于打出了那句話。而且兩人對話框旁邊，女兒的其他聊天好友列表里有當初被父親從社交平臺里找到問詢情況的一位男同學，當初這位同學說他和瑪格并不熟，只是他的家人同情瑪格才邀請她去家里玩。而影片的最后，從對話框里顯示的最后一句聊天來看，兩人已經是很好的朋友。

是桌面電影切割了畫面，引入了太多凌亂的其他信息，從而遠離了電影本身嗎？難道不是網絡時代碎片化的信息大爆炸，早已改變了現代生活？桌面電影只是把這種改變濃縮在小小的屏幕上，極端化地展示出來而已。

至于人與人之間的那點事兒，邪惡、貪念與構陷（《解除好友2》），不健康的愛與匱乏的溝通（《網絡謎蹤》），在70多年前的《公民凱恩》中不是也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