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曹霞，四川宣漢人，文學博士，現為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當代文學思潮研究，當代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小說評論》《南開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學術界》《當代文壇》等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主持國家級課題、省部級課題和校級課題多項。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天津作家協會會員，天津市第八屆合同制作家。出版專著兩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1949-1976）》《文化研究與敘事闡釋——當代小說史觀察的若干視角》，編著兩部《看莫言》《黃昏里的男孩》，合著《新時期文學的敘事轉型與文學思潮》。

文學必須對“現實”有所回應，有所記錄，這一樸素的對應關系似乎已經被我們懸擱和遺忘了。究其原因，無外乎是浮光掠影的現代人缺乏耐心和勇氣去縷析“現實”的纏結，或嫌“現實主義”過于老舊衰朽、不時髦，或者是嘗到過“非現實”筆法帶來的流量甜頭而棄“現實主義”不用。我們曾經通過現實主義經典作品想象和樹立起來的那個世界，那個有人、有情、有信、有溫度、有生命力的世界，正在漸趨稀薄，而后繼難為。

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問題的起點。我們今天重提現實主義，首先要確認它的原生性、原典性概念和意義。所謂現實主義，是指對現實生活進行觀察、思考、捕捉、記錄、提煉，然后將之轉化為文學性的存在。在寫作時，作家應當盡量在地化、具象化地貼近和理解諸種社會事實，在“可信性”的范疇內創造出具有“可信度”的人物、事件和環境。這是文學創作與文學閱讀之間經過幾個世紀的相互期待與相互實現而達成的“契約”。

對文學讀者來說，這份堅實的“契約”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不褪色的藝術世界：既緊密連接著自身所處的時代和生活，又生長出了深入他者生活和人性圖景的通道。打個比方來說，現實主義就像架在我們自家門口、同時通向無數個方向、無數個遠方的路徑和橋梁。我們可以在那里與熟悉的事物劈面相逢，也可以向遠處眺望某個故事的深處，窺見某些人性的莫測。在這之后，當讀者再返回到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時，體驗與實踐的密度定當有所不同。如此一來，人生在世只能做唯一性選擇的命運被敞開了，人能夠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去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人生維度。

直到今日，現實主義的契約精神和寫實原則依然在源源不斷地發生作用。在雨果、狄更斯、巴爾扎克、司湯達、托爾斯泰等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生活的投射及其意義和價值，可以理解事物是如何經由作家主體的召喚聚合而意味深長地連結在一起的，也可以對那些逝去的時代擁有比歷史更加清晰、豐饒、多元化、情義與倫理兼備的認知。如彼得·蓋伊在《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中所說：“在一位偉大的小說家手上，完美的虛構可能創造出真正的歷史。”

對于中國當代作家來說，必須重新拿起“現實主義”這個看似老舊卻依然有效的工具，密切關注當代中國的重大社會變遷，對當代生活進行記錄與書寫。從宏觀層面來說，“當代生活”就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轉型和社會大轉型；從微觀層面來說，就是在極具裹挾力與沖擊力的時代大背景下發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如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城市化進程、農民工進城、三峽大遷徙、512大地震、房產風暴、強制拆遷、官僚腐敗、假疫苗、METOO等等。

我之所以如此具體地列舉出當代生活中一些重大的、懸而未決的事件，是因為，在我當下的閱讀經驗中，我讀到的與當代生活相關的篇目遠遠不能匹配其巨大的體積與浩瀚的份量。那些令中國結構體制和生活面貌震蕩巨變、令世界也為之側目的社會事件，仿佛在文學中溺入了一個黑洞，有微弱的呼聲，有淺淺的波紋，但依然缺乏像《活動變人形》《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古船》《務虛筆記》《玫瑰門》《白鹿原》《豐乳肥臀》《活著》《長恨歌》《秦腔》等那樣重量級的呈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倘若中國當代作家不能夠敏銳及時地對當代生活進行書寫和反思，講述那些對個體生活及其周遭關系產生深刻影響的社會巨變，那么后來者就可能會面對一個時代的空白。

司湯達曾經說過：“小說是攜帶著上路的一面鏡子。”對持鏡者來說，用這面“鏡子”不但要照出天空的蔚藍與大地的金黃，也要能夠照出人性的殘缺與世界的荒涼。經過一系列流動變換的取景，最后淬煉成真實可信的文學畫面。或許是因為中國當代生活的變化太過宏闊巨型了，寫作的難度和思想的難度隨之而來。這四十年的中國，凝結著許多國家一個世紀甚至幾個世紀的變遷。要想將這樣濃縮景觀的褶皺一一打開，試探它的溫度，測繪它的紋理，丈量它的深度與寬度，確實是一個至為艱難的選擇，也是一個相當笨拙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40后”“50后”“60后”老作家避現實就歷史、輕當下重過去的寫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于“70后”及其之后的作家來說，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任務。他們或多或少“正在進行時”地經歷了這四十年，他們的生活和命運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波動緊密相連，甚至他們的每一次選擇、困境和短暫的勝利，都應合著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房地產等制度的變化。書寫當代生活，他們有極大的優勢，當然，也意味著極重的文學職責。

以“現實主義”對“現實”進行書寫，一方面，需要對歷史、政治、社會、生活的深入了解與堅實獨立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需要遼闊寬廣的人文胸懷與銳利明晰的批判性思維。簡言之，前者指學養與思想，后者指人格與勇氣，公共化的人文情懷與個人化的專業素養同等兼備，但這兩者對中國作家來說都處于相對匱乏的狀態。如此看來，倘若我們期待著當代作家能夠以恢宏的結構、波瀾壯闊的敘述、富有力量的大手筆，來呈現當代中國在巨型變遷下的面貌，那這一期待可能尚有待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