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兩種讀法

原來整整三十年前，香港女作家黃碧云談過金庸作品。咳，應該說是罵，不是談。

她論《書劍恩仇錄》，說“陳家洛悲壯的‘犧牲’兒女情亦是庸俗的‘男兒’、‘英雄’感性。也因為這段戀情的陳腔濫調，加上才子的文章，戀情使大眾很安心，成為佳話。因為現實從來沒有這樣簡單”。她又說，“《書劍》亦暴露了作者/讀者的‘大漢’心態，整體故事的前提是‘反清復明’，‘漢’是‘忠’的，而‘滿’是奸的。這種忠奸分明的種族觀，不過是幼稚狂熱的狹隘愛國主義”。她再說，“《書劍》亦是封建倫理觀的擁護者，君臣之義，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全然受到推崇……我無法明白小說人物及觀眾竟可以接受這樣的人生秩序……金庸小說鼓吹的封建意識，重視傳統對個人的壓迫”。

《書劍恩仇錄》書封

她說這點，說那點，黃碧云是如此的不悅與不爽。

我不知道黃碧云其后有無改變想法，只記得當時閱后打從心底冒起連串問號：真的嗎？真的如此簡單便可打動一代又一代的華文讀者？《書劍》的故事，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邏輯分析到底、一棒打盡？當金庸寫滿漢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真的想說的就是這些？而就算作者本來想說這些，讀到讀者眼里，真的只會跟隨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抑或，讀者另有“閱讀快感”之源，并正跟黃碧云眼中所見的徹底顛倒？

至少我是這樣的。

在我的遙遠經驗里，讀金庸，最有趣味在于他用豐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情節，加上用中文寫中文（而非唐兀的歐化語句），把我帶進各式各樣的“兩難困局”里面對嚴峻的抉擇。滿漢也好，君臣也罷，父母手足男女亦是，“和諧”從來不易，常有沖突，以大傳統、大道統、大道德之名，把個人迫進取舍的死角，而真正在角落的圍困里，個人必須在萬分焦慮與掙扎的狀態下質問自己：你要怎樣選？你到底敢不敢選？而無論怎樣選，你敢說自己選得對？

由這角度看，“我的金庸”呈現的，非如黃碧云所說的“幼稚”和“狹隘”，而剛相反，他是透過主角的焦慮和掙扎而對大傳統、大道統、大道德多有反諷。

“兩難困局”是真實的，卻又是虛假的。在歷史情景下，困局處處，人間不易，但當書中人在作抉擇之際或之后，往往領悟困局之為困局只不過因為你接受它、認同它，若能登高望遠甚至遠離江湖，困局即與你無涉無干。

金庸故事之撼動華人，這或是本旨。

金庸自己的說法

黃碧云卅年前撰文談《書劍恩仇錄》，指故事說的無非是“忠孝節義”的大綱領，“所有人物只以此獨一無二的標準來衡量善惡，孝者義者忠，忤者逆者奸，鼓吹的是‘封建意識’并‘重視傳統對個人的壓迫’”。

或許是吧。但又不見得全然是。畢竟《書劍》以至其他金庸作品皆以歷史為敘事背景，封建時代的封建意識，在那背景下幾乎已是必然，但說作者用意或作品效果在于“鼓吹”或“重視”，倒易低估了作者的復雜心意和讀者的主動認知。

作者想寫的是什么?

金庸 資料圖

金庸自己說過了：“我希望傳達的主旨是：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也尊重別人的國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幫忙，重視正義和是非，反對損人利己，注重信義，歌頌純真的愛情和友誼；歌頌奮不顧身地為了正義而奮斗；輕視爭權奪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為。”

如此復雜的價值觀，顯然不是“忠孝節義”所可網羅，即使勉強籠統地歸納到這四個字的大招牌下，其中亦有不少裂縫和褶皺，甚至常有沖突和矛盾，而亦正是沖突和矛盾驅動了情節張力，并引發閱讀過程里的快感和愉悅，把讀者迫到某個處境，不斷叩問自己，何時應該順從，又何時應該違拗。甚至某些金庸作品，會在“忠孝節義”的脈絡下，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諷、反思忠孝節義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謬性，暴露了忠孝節義的處處裂縫，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

《鹿鼎記》劇照

金庸作品人物豐富，有鐵桿愚忠者，有被迫忠誠者，有不屑逃離者，有私心偽裝者，有飄然遠引者，似難被忠孝節義的大帽子一網打盡。壓軸的《鹿鼎記》是最佳范例，青樓之子韋小寶，以及他的江湖朋友，以及他的朝廷聯盟，以至皇帝大人，各占其位以謀其私，忠孝節義并非不重要，但往往只是用來謀私的論述工具，生存固然不易，謀私卻亦要講策略，忠孝節義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游戲語言”，忠者忤者皆沒有認真對待。但金庸倒未停筆于策略層面，否則便變成商戰或諜戰戲了，他反而寫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掙扎和抉擇，一味效忠的小說悶死人，一味反抗的小說亦甚幼稚，真正動人的是在忠與忤之間的搖擺和懷疑，以及此間的情和愛和義和報和仇。“舍身取義”、“魚與熊掌”、“忠孝難全”……向來是困擾華人的傳統價值兩難困局，金庸作品用這困局精采呈現，打動了幾代華人讀者，是不難理解的事情。

當然，尚有在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人在其下，常有萬般無奈。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劇感，不過常受論者忽略罷了。

1959年5月20日，《明報》創刊號封面。

金庸和他的同代人

傳來金庸先生病逝消息的剎那，腦海首先浮現的臉容是匡叔。同代人，重量級，殿堂經典，世代傳奇，在生命大限以前像排隊一樣輪次風流云散，雖說早有長久的心理準備，排到隊伍后頭的人難免仍感落寞。并且愈來愈落寞。走了一個，又走了一個，江湖急寥落，弦聲漸息，散席的瞬間是最蒼涼的瞬間，總得重新調整適應。

未幾在網上見到訪談，倪叔說：“剩下我一個了，哈哈哈!” 笑聲依舊爽朗，但我猜，里面未嘗沒有悲愴。

之后我又想起胡菊人先生。遠在加拿大，聞說健康狀況時有起伏，不知道現下可好？他比金庸年輕九歲，曾經主理《明報月刊》，是查先生的左右手，1981年轉到《中報》擔任總編輯，金庸跟他長談挽留，卻亦明白他的大志，給他忠告，新老板絕非可靠之人，萬事提防，若有差池，大可回歸原地。胡菊人離職前，金庸在酒樓替他餞行，贈其勞力士金表，識英雄重英雄，是文藝江湖的一幕動人景象。

《中報》果然短命到無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門戶，與陸鏗合辦《百姓》半月刊，聞說胡老總曾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間頭發盡白。《中報》成立時亦有《中報月刊》，為了對抗《明報》和《明報月刊》的輿論陣地而來，胡菊人在政治旋渦里欲做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折翼敗走。轉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與老友離開了，自己亦飽受疾病之苦，異國寒冬，回首前塵，唯望胡老總別因情緒挫敗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之后我再想起梁小中先生。五年前逝世于溫哥華，筆名“石人”，四十年代已在中國大陸做編輯，其后來港，又編又寫，更曾辦報，但三回皆失敗告終。文青時代的我，曾經有緣在飯桌旁聽梁先生說故事，他曾在金庸手下工作，報館風云，小道八卦，他所勾勒的老板側影讓我聽得津津入味。我還記得那頓午飯臨近結束，梁先生執起毛巾抹一下嘴角，提醒我道：“世侄，我用一支筆寫文章養活了一家大小，幾個仔女，供書教學，看起來風光，其實寫得幾乎眼盲。如果有其他出路，你最好別做寫稿佬了。多讀點書，稿紙以外的世界大得很。”

多年后我弄了個blog，取名“稿紙以外”，根源于此。

那年頭啊，真像一個文字的蠻荒世界。勇者前來闖蕩，風正蕭蕭，一支筆是一把劍，虎嘯龍吟，各有招式各有位置。江湖已老，漢子凋零，唯有文字長存，終究代表著筆墨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