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9日至21日，由安徽大學文學院、《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小說評論》編輯部、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聯合主辦的“百年中國文學道路與經典作家作品研討會”在合肥舉行。來自北京、上海、陜西、河南、湖北、福建、江蘇、山東、廣西、安徽等地的高校學者代表50余人參加本次會議。本次會議圍繞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化道路、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百年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百年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傳承、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范式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百年中國文學道路處在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匯中，理解百年中國文學，需要立足中國的文化傳統，也需要在現代的文化視野中進行思考。武漢大學樊星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相當濃郁的浪漫氣質，當代眾多表現平民英雄氣概的作品通過書寫男子漢的野性傳奇，體現野性風采和浪漫品格。安徽大學王達敏認為中國缺少宗教，中國文學缺乏懺悔意識，懺悔意識消弭于傳統文化“由巫入禮歸仁”的演變中。1978年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懺悔文學興起，其發展態勢顯示，它們正在開創中國懺悔文學的新時代。上海大學譚旭東認為自五四至今，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涌現了六七代作家,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經典化受到童書出版、國語（語文）教育、報刊傳播、影視化傳播、網絡傳播及理論批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北京大學薛熹禎以魯迅與張恨水為例，認為中國新文學與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相互補充，逐漸探索出兩條不同的文學發展道路。安徽大學王木青從朱自清的“奇”“正”文學觀出發，認為崇尚西方的觀念雖然值得肯定，但也需要尊重中國的傳統。宿州學院滿建認為上海現代消閑刊物提供了海派散文發表的載體，凝聚了海派散文作家群體，促成了海派散文的新變。安徽大學汪楊從張賢亮的系列小說人物章永璘切入，論述“歸來者”知識分子群體如何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進行構建和追憶，以此探求中國當代知識群體的思維特征。南陽理工學院張旭東認為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小說家通過文學作品對啟蒙現代性進行反思與批判，主要存在三種主題：反思工具理性，張揚人文價值；揭露城市文化弊端，皈依鄉土精神家園；打破科技神話，追求生態和諧。

文學經典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如何看待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學者們各抒己見。安徽大學黃書泉認為建構文學經典應該重新審視20世紀中國文學，應從文學經典與文學史、當代性、文學消費的關系中確立考察20世紀文學經典的原則、標準與方法。廣西師范大學王瑜認為經典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被建構出來的。在文學經典形成的過程中，有兩種因素起較大作用：一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利話語，二是知識精英所做的界定和判斷。魯迅博物館黃喬生以自己研究周氏兄弟的過程為例，強調在研究經典生成過程中資料的重要性。《小說評論》編輯部李國平以近期“大民大國·40年40本書”的評選來說明經典的力量。曲阜師范大學翟文鋮對“70后”作家在經典化道路上被遮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他認為“70后”作家在本體價值方面思辨不足，敘事偏向私人化，導致對公共性的東西關注不多，從而限制了其影響力。蘇州大學的湯哲聲認為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應該有自己的批評標準，這個批評標準應包含傳統、文化、市場、美學等維度。通俗文學與純文學一樣，最后的終極目標都是指向人性。安徽大學周志雄認為網絡文學正在經典化是時代文學機制的產物，評價網絡小說不能簡單套用現代文學以來的思想藝術標準，而應在藝術考量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網絡小說自身的特點和功能。中國網絡文學難覓“永恒經典”，但產生了大量的“時代經典”，有大量具備創作經典潛質的作家。安徽省社科院王晴飛認為應從新文學與舊文學、雅文學和俗文學之間的關系來看待網絡文學。網絡類型文學與傳統通俗文學相比，其“勸善”與“娛心”功能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有變異之處。

百年中國文學的歷史是由一批經典作家作品共同建構的，如何闡釋這些經典作家作品，與會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重新解讀。安徽財經大學賈國寶以《鑄劍》為例分析魯迅的俠客情懷。安徽師范大學謝昭新認為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斷代史，小說深入透視了各色人物的人心、人性、人情，以國際主義視野對戰爭作了跨民族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雪松認為胡適、聞一多、郭沫若、羅念生等人都翻譯或改譯過蒂斯黛爾的詩，他們的詩歌創作受到蒂斯黛爾的影響。蘇州大學金紅從政治、學術、審美三方面重新解讀瞿秋白的《多余的話》。濟南大學劉傳霞從性別政治的角度重新解讀茹志鵑的《靜靜的產院》，認為生育衛生改革運動不僅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內涵與現實功能，而且具有建構婦女性別認同與自我主體的作用。山東師范大學顧廣梅認為扎西達娃的《騷動的香巴拉》和阿來的《塵埃落定》豐富拓展了當代文學的想象疆域和敘事版圖，從時間、空間、講述主體三方面對敘事策略做了極具難度的詩學開拓。福建師范大學呂若涵認為余秋雨的散文整體設計和他的戲劇美學觀、美學文藝觀有關。揚州大學張堂會從創作發生學的角度看畢飛宇的作品，考察了其創作發生的多維動因。廣西師范大學邱慧婷認為王安憶始終保持與潮流之間的疏離與清醒，其筆下的身體欲望始終滲透著她對社會、時代的審視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