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手捧的《英格蘭景觀的形成》，是英國史學家威廉·霍斯金斯的代表作，該書及其作者在英國學界和民間都享有很高的聲譽；書是經典，作者是名家。從接手翻譯這本書到譯作出版面世，我們差不多花了十年的工夫，可謂十年磨一劍，與經典同行。

打磨譯文，力求傳跡又傳神

為什么會翻譯這本書？回想起來，不啻是一個被選擇又欣然接受的過程。這本書屬于“英國史前沿譯叢”中的一本，而這套譯叢的出版，則是2008年在北京海淀區稻香湖召開的中國英國史年會確定的一項工作。時任學會會長的錢乘旦教授和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與中國英國史學界的老朋友、英國著名史學家哈里·狄金森教授聯手，計劃向中國學術界推薦一套英國史著作，選擇對象是英國史學家以新的方法拓展新主題、追問新問題的作品，試圖以此反映英國史學界的前沿成果。以狄金森教授為這套譯叢寫的總序，就能了解出版這套譯叢的初衷，也包括選霍斯金斯的這本書的初衷。

霍斯金斯的這本書被選定以后，當然要找合適的譯者。據劉北成老師說，找譯者的時候，他第一時間想到推薦我。劉老師為什么會選擇我來翻譯這本書？我想，這與我自己一段時間以來的學術興奮點有關，因為在2008年，我從事與景觀相關的歷史主題研究已有十來年，這一研究也被歸入環境史的范疇。而我之前在翻譯《什么是環境史》一書時，也看到該書作者唐納德·休斯把霍斯金斯的這本書視為環境史的先驅之作。這樣《英格蘭景觀的形成》就與當時國內學界已開始熱鬧起來的環境史勾連起來了，這很契合我的學術旨趣，我也就欣然接受了這項翻譯工作。

剛開始，因為我手頭還有其他的項目研究和翻譯任務，一時間很難集中精力來翻譯這本書，于是就請劉夢霏協助。雖然她當時還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大四的本科生，但她學習能力強，又很勤奮，我有意栽培她，想讓她在治學的起步階段就接觸學術經典。本科畢業后，她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就讀公眾史專業的研究生，后來又修讀了同聲傳譯的碩士學位。在香港讀書期間，她基本上完成了本書的初譯，譯得非常認真。后來，我自己又一字一句地重新斟酌和迻譯。我們倆前前后后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來打磨譯文，力求“傳跡”又“傳神”。由于這本書是霍斯金斯在牛津大學做經濟史教授時，依據他1954年的系列廣播講座內容寫成的，因此其敘事比較口語化，當然也更鮮活，更接地氣。這樣，對我們來說，在一般要求的準確迻譯史實和文字的基礎上，如何更好地凝練其字里行間蘊含的思想活力和時代神韻，也就更費心力了。

讀經典、譯經典，思考真、善、美

十年間，我們勉力為之；讀經典，譯經典，跟著霍斯金斯在紙面上和想象中游歷英倫大地，深入了解英國的歷史和文化，尤其是那片景觀上人們曾經生活的世界，他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常常會掩卷沉思，思考它的真，它的善，還有它的美。

“求真”，一向被視為史學的基本功用，“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為尤然。”（李大釗語）。歷史，客觀存在，卻悠然長逝；如何認識業已消逝又具客觀性的歷史，是史學的首要任務。一代代、一國國的史家為更好地完成這一任務無不大顯身手，推陳出新，從而留下了諸多經典，《英格蘭景觀的形成》完全有資格忝列其間。這本書作為一部以新的方法來寫作的新的英國歷史的著作，具有開創性和獨特的意義。它聚焦于英格蘭景觀的形成問題，以宏闊的空間視野和嚴謹的時間邏輯，梳理、探析了上下幾千年英格蘭歷史之真，這在英國史家當中是獨樹一幟的。

對于該書的這一“鮮明的特色”，高岱教授在中譯本序中作了特別的提示，認為“它是英國史學界以長時段研究方法來闡述英格蘭歷史進程的一部代表作”。該書涵蓋了英格蘭從遠古到現代約4500年的歷史，系統地闡述了英格蘭景觀變遷的歷史進程，探討了從凱爾特人到現代英國人與英格蘭景觀形成的內在聯系，駁斥了“英格蘭的景觀是17、18世紀人造的產物”這種觀點，認為英格蘭的一切都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古老，現今英格蘭地圖上的每一個村莊在11世紀的時候都已經存在。指出英格蘭景觀的形成的確一直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但它絕不是在17、18世紀后才出現的人為因素所影響的結果。霍斯金斯通過長時段歷史考察所得出的這一結論，不僅得到了英國學術界的認可與接受，而且對此后的英國景觀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該書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史學著作之一”（基思·托馬斯語），其學術價值直到今天還是熠熠生輝的。

景觀的歷史，景觀中的歷史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霍斯金斯以宏大的視野撰述英格蘭景觀變遷的時候，其筆觸卻特別細膩。這背后蘊含著他作為史學家所具有的人文關懷和價值判斷，由此發揮了史學的另一功用，即“向善”，達到了中外史學界樂言的“以史為鑒”的境界。這本書的很多章節都滲透了這一點，尤其涉及人的時候，更是如此。這里謹以第六章“議會圈地時期英格蘭的景觀”中的有關內容為例，做一說明。

在這一章里，霍斯金斯不僅相當精確地描述了議會圈地的范圍、時間及其對所波及地區之景觀影響的大小和新景觀形成的情形等，而且特別就田園變化的意味作了耐人尋味的剖析和總結。他如此寫道、問道：“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因議會法案的影響，200多萬英畝的‘荒地’被成功地圈圍起來，劃分成田地，并得到耕作。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統計數字和干巴巴的概述。對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們來說，當地這些荒地的轉變意味著什么？在細節上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霍斯金斯對這類問題十分在意，他還以北安普頓郡北部的海帕斯頓荒野為例做了具體剖析。為此他引述了兩位基本上屬于同一時代的英格蘭詩人的相關描述，從外在和內在于那個世界的角度總結了局外人和局內人的不同認識和表現：

克雷布在《村莊》一詩中也描述了那片荒地，用語有些粗野。毫無疑問，他們都描繪了那里的村民們的艱苦生活，以及一如克雷布所見的其周遭環境的貧窮；但克雷布不像克萊爾，他不是農民，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理解這里的景象，因而將它描繪得丑陋不堪且令人不適。克萊爾對于那片荒地的看法更真實一些，因為那是作為局內人的農民的見解。他在這里土生土長，是它的一部分。盡管他從沒有故意去美化它，或假裝它不過是“大自然的荒野”，但克萊爾在其中還是看到了克雷布全然忽視或敵視的東西，并感受到了它們在變化和“改良”到來時出現的損失。

這兩位詩人，一位是喬治·克雷布（1754—1832），一位是約翰·克萊爾（1793—1864）。前者出生于英格蘭東部薩福克郡的海濱城鎮奧爾德堡，是外科醫生、牧師兼詩人，對于北安普頓郡的鄉村海珀斯頓來說，他顯然是外鄉人或霍斯金斯所說的“局外人”。后者在海珀斯頓出生，成長，作為“英格蘭歷史上最偉大的勞工詩人”與那片由荒野和樹林構成的小世界融為一體，“是它的一部分”。因為與那個地方的關系和身份的不同，所以他們對同一片鄉野及其命運轉變的態度和感受就判然有別。

霍斯金斯的這種分析和評述啟發我們，在研究和討論某時某地的歷史變化，分析變化的影響和得失時，除了需要了解它的外表如何、它的經濟系統如何運作、外在的觀察者如何描述它這類歷史真相外，更需要傾聽深處變化之中的人們的心聲，深入了解他們真切的得與失以及面對變化時茫然無措的感受。而這種內外兼顧的分析和評述，滲透著一位歷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和人文關懷，由此也拉近了遠方消失已久的世界與當下正經歷快速巨變的社會的距離，并啟發我們沉思：在革新、改造或者規劃某個地方的過程中，有沒有真正考慮過生活在那個地方、那些老宅子當中的人們的感受？

從這一點，我們也能看出這本書的又一個特點：它并不是書寫一種沒有人或孤立于人的風景的變遷，它談景觀的時候始終是把人——從史前的凱爾特人、比爾蓋人，古代和中世紀的羅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丹麥人、諾曼人，到近現代的英格蘭人，置于景觀中來論述，看他們如何在其中拓居，在其中組成社區，在其中建設國家和文明。于是，《英格蘭景觀的形成》既寫景觀的歷史，又寫景觀中的歷史，或者通過景觀看歷史。這也是它做成公眾歷史教育的題材之后，能夠激發人們熱愛家鄉的原因所在。因為那是一個跟各個時代的英國人息息相關的世界，是父老鄉親們生老病死的地方，所以當遇到問題時才會激發人們行動起來呵護它，熱愛它。或許，這又體現了這部經典的深刻、雋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