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讓情感從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來，通過文學形象的熏陶和潛移默化，進入高尚境界

美育提高人的審美感受力，使人易于進入文學表達的世界，在言盡處體會豐富意蘊，使人能夠通過辨析理解思想的真諦，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美育最高理想乃是人的全面發展，德育、智育莫不如此。人的知情意、文學的真善美從差異處升華，最終統一

我國古代傳統教育理論集中于德育和智育，也很強調詩教。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只是沒有明確概括為德育、智育、美育的系統范疇。最早從教育理論角度提出美育的是王國維，1903年他在《論教育之宗旨》中說：精神之能力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情感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完全之人物，不能不具備真美善之三德。欲達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亦分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這種知、情、意和真、善、美三者統一的觀念源自德國康德。五四時期，蔡元培進一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王國維、蔡元培取康德思想合理內核，把真善美作為人的全面發展綱領，使美育從形而上學的迷宮回到現實人生，對我國教育理念現代化具有開辟之功。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人把握世界的理論的整體理論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 這就是說，藝術的美的情感價值和理性價值是有所不同的，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而且是情感的動物，二者統一才是完整的人。

美育重視審美超功利性

美育要落實，首先要在理論上明確情感審美與實用功利的善的區別和聯系。實用性在人類生存中占有先天優勢，出于生存需要，情感受到理性的壓抑；被壓抑的情感使人產生超越實用功利的審美追求，進而把被壓抑的情感索回。這種超越實用的審美追求是動物進化為人的標志之一。

不理解美的超越性就很難從經典文本中獲得精神營養。《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與木瓜相比，瓊琚不但異常珍貴，而且是不朽的，二者價值明顯不相等，故詩再三詠嘆“匪報也”，指出友情和愛情超越實用功利。這種“不帶任何利害關系”的情感使人進入審美境界。

“經濟理性人”的等價交換原則對情感具有相當的壓抑性。美育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讓情感從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來，通過文學形象的熏陶和潛移默化，進入高尚境界。但審美價值的潛移默化與實用功利的矛盾是長期的，光有情感很難保持定力，此時意志是決定性的。因此，美與善兩種價值取向在深層又是水乳交融的，故康德又說“美是德性的象征”。在理論上不明確，就會被風行一時的反本質、去真理的解構主義所俘虜。

比如，一位中學生為文批判《愚公移山》是主觀唯意志論，是不顧客觀條件地蠻干，有人稱贊其富有批判精神。這種解讀反映出解讀者只有“經濟理性”而缺乏“審美感性”，不理解愚公移山是“德性的象征”。寓言中的智叟從實用觀念出發認為移山不可行，愚公則認為山體固定，子孫無限，無限定勝有限。但故事沒有回避生產力低下這一客觀限制，沒有讓愚公子孫把山移走，而是以一種超越自然的力量移走大山，通過想象力超越“經濟理性”，贊揚螞蟻搬山精神是對功利算計的超越，使人進入高遠精神境界。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科學技術發達了，神話成為空想，馬克思又說：“困難不在于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來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愚公移山》正因表現出人類童年時代的天真純粹以及堅守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成為世世代代的精神寶典。

美育著重提升審美感受力

審美形象超越實用，由此具有審美感染力。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從實用功利而言是空想，但其情感力量穿越千古；陸游“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明知死后告亦無知，仍遺囑家祭無忘報捷；《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女主人公感情被背叛，不但舍棄財富，而且生命都不要了。情感不同于理性，其復雜性往往可意會不可言傳，也因此言有盡而意無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古往今來，經典文學形象的內涵往往生動可感卻難以言盡，以至于人們常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文學美育不僅要提高人對文學形象的感受力，也要教人善用理性邏輯，理解美何以為美，在一千個哈姆雷特中確立最哈姆雷特者。若無敏銳感受力和準確判斷力，往往面對一首膾炙人口的絕句也難以解讀其真諦。比如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唐詩三百首》編者蘅塘退士批語是：“作曠達語，倍覺悲痛”。其實也可以這樣解讀：詩中根本沒有悲痛，完全是一派樂觀浪漫的高亢情調——即使軍令如山，也要喝個痛快；即使出征赴死，也要盡情享受生命。酒醉之后上戰場，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這是詩的想象。

這種英雄主義豪邁在中國文學并非個別，早在屈原《國殤》就有“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王維早年有“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就是以婉約為特點的李清照也有“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林則徐有“茍利國家生死以”，更有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革命烈士陳然“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這種堅持理念、慷慨赴義的精神構成中華民族舍生取義、浩然正氣的傳統，而不同的表達又構成這種傳統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美育提高人的審美感受力，使人易于進入文學世界，在言盡處體會豐富意蘊、體會不同的精神境界，也使人能夠通過辨析理解思想深意，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美育與德育智育在高處會合

美育之難，在于人們常常無視科學理性的真和情感的美在價值上的差異。魯迅在《新秋雜識（三）》中說：“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陶淵明的名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唱，因為超越花作為植物器官的科學價值，表現自己超凡脫俗的意趣。悠然，就是無意間的一瞥，有版本作“望南山”，就刻意了，難以表現不為五斗米折腰泰然的美。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用科學的真淹沒情感的美，通常表現為一種機械唯物論的強制性闡釋。比如，《岳陽樓記》寫出了景觀的“實感”，其實，當時范仲淹遠在陜西邠州前線，身負軍政要務，哪可能擅離前線到湖南去寫文章？第二年貶河南鄧州（現南陽），距離岳陽好幾百里，更不敢擅離職守。范仲淹就是根據滕子京送給他的“巴陵勝景圖”，結合少年時期在太湖邊的經驗，審美情感催動想象，進而寫出栩栩如生的壯闊景觀。

領略美與真的矛盾，還要防止另一極端：忽略美與真在矛盾中的統一。范仲淹《岳陽樓記》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范仲淹仕途坎坷，仍懷兼濟之志。這就不僅是情感審美，而且是王國維所說“知力之理想”，屬于“真”的范疇。高度的情感的美不但以善而且以真為底蘊。在這里黑格爾“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就和康德的情感價值匯合了。按朱光潛的說法，則此處不僅是情趣，而且是智趣。

美育最高理想乃是人的全面發展，德育、智育也莫不如此。人的知情意、文學的真善美從差異處升華，最終統一。這就好比登山，無論從哪方面動身，最終都將在山頂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