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和一本刊物是師友的關系，固然是對的，但對于某本特定的刊物，作家總是覺得有冥冥中的相遇，如同某種命運的開始。毫不夸張地說，《鍾山》對我就是一種命運的開始。

2002年開始寫小說之前，我寫詩，沒有進行過任何小說的訓練。一個機緣讓我開始了小說寫作，其中一個中篇《將愛傳出去》，投給了《鍾山》，居然得到了發表。現在回頭再去讀這個小說，我覺得那時候膽子真是大，就像第一次給《鍾山》打電話，第一句就問：“你好，我找賈夢瑋。”直呼其名。從賈夢瑋接過那個電話開始到現在，我都沒有喊過他一次老師，或者說主編，我們成為了編輯和作者的關系，重要的是，我們成為了可以分享美好又可以互講逆耳之言的好朋友。設想一下，要是從那個電話開始，他就認定我不敬、不禮貌，多少對于作品的判斷還是會有影響的，事實上，這種事情在新人作者身上不乏發生。我只能說我命好，并沒有為我的莽撞付出代價。

同樣的，我的那個小說也是命好，它發表之后還被推薦到當時的《作品與爭鳴》，配發了爭鳴文章。我這個小說里寫了一個克隆人在現實中的情感遭遇。既不科幻，也不完全現實，更不是網絡小說，可以說是“四不像”。《鍾山》的包容讓我對小說寫作有了些信心，于是也對《鍾山》“放肆”起來。我的第一個長篇、那些“粵味”濃厚的小說，長長短短，都投給了《鍾山》，它們都得到了好的命運。這種命運，對于一個剛起步的小說新人來說，何其重要，不亞于獲得某種自由。

我屬于那種少產作家，小說寫了16年，但發表的并不如其他作家多，每年頂多兩三個。翻檢一下自己的創作年表就能計算出，《鍾山》是我發表最多的刊物之一，幸運的是，這些作品大多都獲得了大大小小的認可，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獲得《鍾山》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當然這是不能用命運兩個字簡單解釋的。從第一篇“四不像”的稚嫩的小說到后來的作品，《鍾山》見證了我寫作的成長。

在這個“小確幸”盛行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因為達成了一樁小小的心愿而感到小而確定的幸福，我覺得與《鍾山》的緣分，是一種“大確幸”，它大到成為我寫作的另一種命運，因為寫作是我人生最大的心愿。

祝福《鍾山》，祝福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