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界利用西方文藝理論的某些學說解釋中國當代的文藝現象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一方面給我們的文藝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另一方面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并不能客觀地應對與合理解釋當前中國紛繁復雜的文藝現象。畢竟,西方文藝理論產生的土壤與當代中國的國情并非一致,同時如何在現代語境中激活古代文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文學理論現狀,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們開始對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研究進行不斷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文論話語重建的提出與質疑

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注意到了外來術語與中國學術思想之間的矛盾關系。郭紹虞在《關于〈滄浪詩話〉討論的補充意見》中就提到:“用外來術語來說明中國學術思想上的問題,總有一些距離,不會完全適合的。問題就在產生這些術語的歷史環境并不與中國的歷史環境完全相適合。但是,假使因噎廢食,由于這些術語不能完全適合而放棄不用,那么對說明問題也帶來了某些不方便,因為用現代人熟悉的術語來說明古代的學術思想是比較容易解決問題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面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強勢入侵,則有學者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癥”與話語重建問題。曹順慶在《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指出:“對話,首先要解決文化話語問題。遺憾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當今文藝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語癥。”在曹順慶看來,患了“失語癥”的中國文學理論在中西方文化多元交流的21世紀將難以與西方文論進行對話,對此我們應該建立自己的文論話語體系。

面對曹順慶所提出的文學理論“失語癥”問題,季羨林隨后進行了回應,他在《門外中外文論絮語》中提到,“患‘失語癥’的不是我們中國文論,而正是西方文論。我們中國文論家必須改弦更張,先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回歸自我,仔細檢查、闡釋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傳統的術語,在這個基礎上構建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然后回頭來面對西方文論,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季羨林認為,想使中國文論在世界上發出聲音,要在世界文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關鍵不在西方人手中,而全在我們手中。他的觀點與曹順慶有所不同,而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引發了更加廣泛和持續的討論。

張少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國文論“失語”的現象,他在《走歷史發展必由之路——論以古代文論為母體建設當代文藝學》一文中提出,要使當代文藝學走出困境,在世界文論講壇上有中國的聲音,必須“改弦更張”,要在中國傳統文論的基礎上發展,要有我們自己的“話語”,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是建設當代文藝學的必由之路。他認為,當代文論建設應當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文藝觀的指導下,以中國古代文論為母體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論的有益營養,這樣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與張少康不同,董學文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進程思考》一文中對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路徑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他指出,中國文學理論百年歷程經歷了由古代傳統文論系統到西方近代文論系統再到馬克思主義文論系統這樣一個不斷趨向新形態的發展過程。他還明確說到“文論失語癥”的說法只是一種偏激的義憤之論,進而指出這一論斷固然有強調恢復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在文論建設上重要地位的積極性,但它的根本弱點和致命錯誤在于無視和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其與中國社會和文學實踐結合過程中已經形成的帶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統的合理性。他主張對文學理論進行再一次“綜合創新”,并把21世界文學理論的設計,定位在“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這一命題上。

縱觀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對于這一問題的初步探討,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的呼聲基本都離不開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問題的討論,對于文學理論自身的反思尚有所欠缺。

新世紀：關于文論話語重建的深入討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文學理論的“失語癥”與“話語重建”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最先提出中國文學理論“失語癥”的曹順慶與支宇在《重釋文學性——論文學性與文學理論的悖謬處境》中對文學理論中的“文學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他們指出,在不同的文學理論話語系統中,關于“文學性”的內涵也不同,其中認識論的文學理論將其視為形象性,表現論的文學理論將其視為情感性,審美功利論的文學理論將其視為審美性,語言學的文學理論將其視為符號學等,但是隨著消費社會的來臨,所有這些闡釋文學性的途徑和線索逐漸失去了理論的有效性。因此,重釋文學性,重建文學理論的話語系統,成為當代文藝學最為緊迫的理論使命。這一討論是從文學理論的內部進行的學術探討,關于文學理論話語重建問題開始深入到文學理論本身的一些關鍵詞與核心點上。李夫生與曹順慶在《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新視野——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一文中進一步探討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方式。他們在文中梳理了我國引進西方文論思想資源的歷史過程,提出在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時,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現代轉換不是唯一途徑,西方文論也是可資利用的重要話語資源。因此,他們在提出實現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現代轉換的同時,還主張西方文論話語的中國轉換,即所謂的“西方文論中國化”。這一思考也代表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界的學者關于借鑒古今中外文論資源建設中國文論的一種理論思路。

在新世紀,關于文學理論“話語重建”問題仍然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陶東風在《關于中國文論“失語”與“重建”問題的再思考》中對 “失語”與“重建”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以中國當今的現實為基礎還是以中國的傳統文論為基礎來判斷中國文論是否失語以及如何重建,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也是他與曹順慶的最大分歧所在。他認為相比于中國古代文論,西方現當代文論在解釋中國的現當代文學時要相對合適一些。文論重建之路需要更多地借鑒西方的理論,而同時在應用的時候應該從中國的文化與文學的現實出發加以不斷地修正和改造。他并不認為西方的現代文論完全不能闡釋中國現當代人的生存狀態與文化狀態,而且最后總結到,“失語”論者指出的那些機械套用西方文論(拼貼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從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論不能闡釋中國古代文論的結論。

此外,朱立元對文學理論“話語重建”問題也持保留態度。他在《對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幾點思考——兼談對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學現狀的基本估價》中否認了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學走的是“全盤西化”的道路從而造成中國當代文論的“失語癥”。他認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走過的百年歷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汲取、融合中國古代文論理論資源并進行現代轉換的歷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借鑒和吸收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并與中國文論傳統相融合的歷程。經過百年的發展、革新、積累、創造,中國文藝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不同于19世紀末之前可概括為“古典文論”傳統的一個現代新傳統。因此,我國文藝學的建設和進一步發展應當從我們所立足的新傳統出發,在從新時期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礎上“接著說”,而不是采取基本否定、重起爐灶的態度。周憲也在《“合法化”論爭與認同焦慮——以文論“失語癥”和新詩“西化”說為個案》中對中國文論話語重建問題表示了關切,他分析“失語癥”的提出,實際上是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這其實是一種對現代文化認同的深切焦慮。對此他表現出了一種相對從容的態度,在他看來,如果堅持并實踐文化多元主義,以一種更加開放多元的觀點來看待文化認同,而不是把認同看作是已經完成或僵固了的本質主義范疇,我們就會在文化認同的當代建構中把握更加豐富的內涵和發展的可能性。

針對文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問題,學者們眾說紛紜,持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化,依然是當前文學理論界所關注的重要論題。

我國文學理論的發展方向

近幾年,學者對于這些問題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張江在《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一文中對于西方文論中國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結合當前文學理論界的研究現狀指出當代西方文論的主要局限有:脫離文學實踐,用其他學科的現成理論闡釋文學文本、解釋文學經驗,并將之推廣為普遍的文學規則;出于對以往理論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顛覆,將具有合理因素的觀點推延至極端;套用科學主義的恒定模式闡釋具體文本。進而闡明了中國文論建設的基點,一是拋棄對外來理論的過分倚重,重歸中國文學實踐;二是堅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國語境,充分吸納中國傳統文論遺產;三是認識、處理好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關系問題,建構二者辯證統一的研究范式。這對于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而最早提出文學理論“失語癥”的曹順慶在2017年發表的《中國話語建設的新路徑——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的對話》一文中也反思了當前中國文論的現狀,并積極探索了話語重建的有效方案。他認為,中國話語的重建應以實際的生存經驗為基礎,充分利用當下現有的文論學術資源,實現對中西文論的整合,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的對話就是促成中國話語建設的新路徑。他在文中提到當代中國文論的學術資源,大致有三個傳統,一是中國古代文論,二是俄蘇文論,三是西方文論。而這一觀點也基本成為了學界的共識。正如董學文和金永兵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一書中所提到的,在如何運用這三種理論資源中最有影響力的觀點是,立足本國傳統,整合利用外來文學理論的先進資源,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實現文學理論的“綜合創新”,重建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話語體系。

不論文學理論是否患有“失語癥”,我國的文學理論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與危機,許多學者對此也做出了相應的回應。童慶炳曾在《當下文學理論的危機及其應對》一文中認為這些危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理論脫離實際,不能回答和解決社會轉型后提出的急需解決的問題。第二,文學理論面對蓬勃發展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時表現出的封閉和孤立狀態。第三,文學理論學術研究的淺表化問題。針對這樣的危機,他還提出了相應的解決策略,分別是:追求文學理論的當下性;加強文學理論的學科關聯性研究;提倡文學理論研究歷史語境化。

總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文學理論界走過了西方文學理論界一個多世紀的歷程。西方的文學理論經過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過程,出現了一些“強制闡釋”的問題。與之相應,中國文學理論的結構正在發生重組和新變,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刻不容緩。在未來的理論建設中,我們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綜合運用其他理論資源,共同推動文學理論的繁榮與發展。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闡釋與話語轉換研究”項目(CUC18D03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