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一直是近年來學界討論的焦點。很多人都強調，必須置身于新時代的歷史文化語境，以現實針對性和審美范導性為原則，在自覺意識與開放視野中，建構一套適應中國本土文學經驗和文學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但是，對于如何建構一套貫通古今、融會中西、實踐當下、面向未來的文學理論體系，卻始終無法達成相對明確的共識。應該說，這并不奇怪。因為任何一種有效的理論體系，其形成和完善都需要一個自覺而漫長的過程。

建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最大困難并不在于理論資源的匱乏，而在于中國文學創作本身的復雜變化。任何一種有效的理論，不僅要建立在具體的實踐之中，還要對實踐本身產生范導性的作用。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以來近百年的文學創作實踐，特別是對近百年來的文學發展規律、文學創作特點、作家主體精神結構的內在特質等等進行深入的探討、歸納和總結。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具體的創作實踐問題，就無法深刻地把握一些屬于中國本土文學發展的現代特性，也無法準確地提煉適合于中國本土文學經驗的相關理論。

事實上，我們近百年來的文學理論探索，一直過于強調對域外文學理論的引鑒和襲用，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本土文學創作實踐的認真探索與總結。在20世紀前半葉，受西方文化自由登陸中國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建設，主要以介紹西方文學理論為主。無論是早期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還是后來的一些文學流派和思潮（如象征主義、新感覺派等），其審美觀念均源于西方的相關文學理論。而像新月派的“三美”觀念、“語絲派”的小品文以及“學衡派”的某些創作追求，這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審美理念，最終都未能形成具有較大共識性的理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文學理論也主要以介紹蘇俄相關的文學理論為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譜系。應該說，這些理論對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都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是，它們與中國本土文學創作之間仍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隔膜，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季羨林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道：“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面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么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系……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究其因，就在于我們只注意到文學理論的范導性作用，而忽略了理論對于具體創作實踐的總結和凝練。

理論與實踐之間，表面上是一種互為依存的關系，但實質上存在著先后之別。理論必須源于實踐，是對實踐的歸納、總結和提升，最終又指導于具體的實踐。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藝術，具有極強的母語性特質，在創作實踐中擁有明確的族群文化和生存經驗的特點，因此，其理論建構必須依助于本土化的創作實踐，方能最終有效地指導本土的文學創作。認識到這一點，對于建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尤為重要。特別是文學研究逐步進入科層化之后，隸屬于文藝學范疇的文學理論，常常會忽略對具體的文學創作進行跟蹤性研究，使理論探討不自覺地變成了從理論到理論的“知識旅行”。這種情形，在新時期以來的40年里，變得越來突出。從事文學理論的學者，很少系統地研讀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也很少參與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批評；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者，忙于追蹤各種作品與文學新現象，也不太關注文學理論的研究熱點。由此形成了一種隱形的學科斷裂：無論文學批評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及其內在問題進行了怎樣的討論，都難以在文學理論界形成共識性的觀念。這導致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成為一種相對封閉的、觀念預設性的知識演繹。所以，我們看到，人們在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建構問題時，總是強調三條路徑：對中國古典文論進行現代化的激活；對域外文學理論進行本土化改造；在打通古今中西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這些論斷看似頗有道理，但背后都隱含了一種理論建構的邏輯法則，即從理論到理論，而真正忽略了對具體的、豐富的本土創作實踐的潛心研究與總結。

回到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尋找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然后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參照體系中，逐步建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研究范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如果我們認同李漁的戲劇理論，贊賞王國維的詞學理論，那么，我們必須認真地梳理，他們的理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事實上，如果李漁沒有長期進行編戲、演戲，沒有對中國傳統戲曲進行認真研究，他幾乎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戲曲理論。同樣，王國維不僅系統地研讀和品評各類詞作，還親自創作了不少古典詩詞，正是這些具體的批評實踐和創作經驗，使他形成了“境界學”的相關理論。如果再看看域外一些文學理論的建構者，我們同樣也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密切關注創作現實的批評家，有些本身還是相當勤奮的作家。即使是一些文化批評理論的研究者，如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倡導者們，他們雖然是從“外部研究”中努力建構一種新型的文學理論，但他們對于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也非常熟悉，其理論之中，常常貫穿了相關創作的具體分析。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實質上同樣是對一些具體創作實踐的及時把握和有效總結，絕非單純的“從理論到理論”的理性推衍。

文學理論的建構必須立足于具體的創作實踐，這是確保理論有效性的唯一途徑。這原本是一個常識。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這個核心問題總是被學者們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從思維上看，其主要偏差就在于，不少人仍然帶著本質主義的觀念來探究理論，缺乏應有的建構主義眼光，認為一種新型理論的建構，完全可以通過對某些既有理論進行現代化、本土化的處理。其結果是，我們的一些文學理論之預想越來越遠離文學實踐，既無法為文學批評提供有效的理論武器，也無法對文學創作產生范導性的作用。如新人文精神論、新理性精神文學論等，其爭議僅僅局限于文藝學領域之內，極少引發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領域的參與。這樣的理論建構，即使在文藝學領域內達成共識，我以為，也不會成為一種有效的、面向中國當代文學實踐的文學理論。因為它們不是真正從本土文學創作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理論之樹。所以，40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始終無法逃脫“失語癥”之類的魔咒。

回到文學創作實踐中來，回到文學批評的現場，認真判研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實際情形，從文學創作的外部和內部，多方位、多維度地梳理和提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特質，這看起來是一條較為清晰的研究路徑，但實質上，卻是一條異常艱難和復雜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至少要潛下心來，認真地解決幾個基本問題。

首先，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外部環境進行系統地審視與梳理，包括對一些文學制度的思考。任何一個民族文學的發展，都會受制于其特定的外在文化環境，就像丹納在《藝術哲學》里所強調的，“種族、時代、環境”是構成文學藝術發展的三要素，正是這三者的相互作用，才深刻地影響了一個民族文學藝術的內在發展及其走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就其外在環境而言，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又有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借鑒，當然也不乏中國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自我創新。究其理，至少有三個維度需要深入探析：一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上看，中國現當代文學承襲了哪些精神內核，包括生存哲學與審美趣味。文學是人學，對人的存在境遇與命運的表達，終究會折射一個民族特定的精神譜系。二是有效梳理數十年來乃至近百年的中國文化發展主脈。文學的發展既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表征，又受制于文化發展的具體驅動，特別是各種文學思潮的興起，很多時候都是由社會文化思潮催生而出；而這些社會文化思潮，又折射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演進特征。三是認真考察各種文學制度對于文學自身發展的影響。文學制度包括人事制度、出版制度、評獎制度等等，雖屬社會性的管理制度，但對于文學的發展同樣產生巨大的作用。應該說，這三個維度都有不少學者在進行研究，成果也已不少，但很少有人將之納入文學理論建構的范疇中，進行一種開放性的理論思考。

其次，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內在規律的探討，尤其是對一些既定文學史的再反思。如果沒有對本土文學史進行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沒有對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和發展主因擁有全局性的認知，特別是對一些既定文學史進行有效的反思，要成功地建構一種本土化的文學理論，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實際情況是，除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學”，因為自上而下的理論規范要求，文學理論的建構與文學史的梳理呈現出密切的互動之外，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理論研究者，幾乎很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行反思性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重寫文學史”大討論，絕大多數參與討論的學者都是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專家，文藝理論方面的學者寥寥無幾。在具體的討論過程中，大家主要還是聚焦于文學史的史觀與史法問題，以及現有文學史編撰中存在的各種局限，很少有人將這種文學史的反思提升到文學理論的層面上，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進行有效的反思和建構。其實，在這次大討論中，很多文學史問題都直指文學理論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的“失語”問題。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文學理論家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保持著疏離狀態，而且對中國文學理論的建構土壤也缺少深入的思考。

再次，是對一些具體的文學思潮、作家作品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從中甄別和總結出中國文學發展的某些本土化屬性，包括思維、語言、審美等等特性。這是最為繁瑣但也是最為本質的研究，它在表現形態上可能體現為文學批評，但是，它從根本上說，是為文學理論的建構提供了中國獨特的審美經驗。文學理論畢竟是關于文學的理論，是基于作家評論、文本研究之后所抽象出來的理論。沒有文學批評實踐的長期積累，就無法找到本土創作經驗的支撐，也就不可能挖掘出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更不可能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所以，從學科范疇上說，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始終是文藝學的三個分支，彼此之間具有嚴密的邏輯關系。然而，縱觀我們的文學理論建構者，他們不僅很少參與到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去，也很少關注文學批評的相關問題。譬如中國的鄉土文學和網絡文學，在全世界文學發展格局中都是獨一無二的，特別是像中國的鄉土文學，從現代到當代，其發展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文化倫理特征，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基于批評層面上的總結，很少有人將這種獨特的文學規律提升至中國文學理論的層面。

最后，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是對日趨多元、極為豐富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格局，必須具有前瞻性的研判。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學的發展幾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是傳統作家隊伍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是網絡寫手風起云涌；各種審美訴求、各種藝術范式的創作，都在展示自身的接受群體和市場定位。特別是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這種多元而繁富的審美格局，還在日趨加劇，誠如有人所說：“文化與科技特別是數字化技術加速融合，催生出很多契合時代特點、創新表現方式的文藝新業態、新形態；與此同時，文藝作品生產方式、傳播方式、接受方式和欣賞習慣也在發生巨變。這種快速而劇烈的文化嬗變，既包括傳統文藝突破已有氣象，越發彰顯時代精神，更包括那些帶有當今時代特點的網絡文學、網絡影視、網絡綜藝、動漫、游戲、直播、虛擬現實等新文藝形式不斷走進人們生活世界，煥新社會文化生態。新老文藝人都力求以不同方式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創造著更加嶄新多樣的文化需求。”面對這些極為復雜的文學發展態勢，如果不能深入到前沿地帶，不能進行跟蹤式的研判和思考，要建構出一種具有范導性作用的當代文學理論，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反復強調具體的文學實踐（包括批評實踐）對于文學理論建構的重要作用，是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始終局限于某些古今中外理論的單純演繹，嚴重脫離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本土性，也嚴重忽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實踐的特殊性。這種與具體批評實踐相分離的研究范式，導致理論建構一直在“失語癥”和“焦慮癥”中不斷往返，很難獲得有效的突破。大家都明白，一種具有開放性、前瞻性和審美范導性的文學理論體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進行持續性的整合與聚集式的探索。同時，我們也很清楚，任何一種理論的建構，都只能解決具體實踐中的某些問題，不太可能存在一種大而全的文學理論。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將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化的理論工程，需要一種直面實踐的、自覺而開放的理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