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以兒童為本位，這個道理在學界已無爭議，其是伴隨著兒童的發現而逐漸被我們接受和認可的，可我們有時卻有意地忽略了中西方對兒童的發現的巨大的時代鴻溝。西方對兒童的發現早在人類中世紀晚期就已經開始了，到17世紀時，西方的很多藝術創作都已“發現幼童”，即發現幼童的身體，發現幼童的姿態，發現幼童的童言稚語。而中國對兒童的發現則要比西方晚了幾百年，盡管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指責了西方舊兒童觀的缺陷，可同時也明確批評了中國舊兒童觀的“無知”，因此，缺陷容易彌補，而“無知”則相對難以消除，我想這正是中國兒童文學當下所面對的問題，即在西方兒童文學已成高原之勢，而在中國兒童文學只是高峰偶現，那么，如何建立和提升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高度？

近年來，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一直是文化領域里的主流思想，可還是有很多人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傳承文化最主要、最重要的載體是文學，如果文學本身不具有傳承性，那么文化的傳承也只是我們想當然的空中樓閣。在我講授兒童文學課程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學生們對西方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西方經典兒童文學作品耳熟能詳，比如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拉格勒芙的《騎鵝旅行記》、梅特林克的《青鳥》，甚至于提到米爾恩、特萊弗斯、薩爾登和托爾金，學生們都能有所回應，可是，每當我提到同時代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時，他們卻幾乎一無所知。在我的研究視野中，中國作家仇重《殲魔記》的形象生動性、嚴文井《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的思想教育性、金近《紅鬼臉殼》的幽默諷刺性等都完全可以與西方經典相媲美，可我們的學生為什么根本不了解？這是我一直苦苦思考的問題。我想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中國近現代的幾次“西學東漸”雖在一定程度上輔助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生成，可也讓我們形成了“東方不如西方”的文化自卑心態，這種心態的可怕在于其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深深地根植于中國人的代際傳承中，讓我們先天地以為中國兒童文學是不如西方的，進而放棄了對中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進一步深度觀照。其次是傳播方式的單一化。以20世紀40年代為例，西方童話在依靠紙媒出版獲得一定的影響力后，必定會再次以舞臺劇、影視劇、圖畫書等傳播方式繼續擴大影響力，更容易使讀者和作品間形成良性的長久的互動。然而，中國兒童文學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漸入主流，好的兒童文學作品直到近些年才有了更豐富的傳播通道。最后，是對游戲精神的提防。盡管中國兒童文學學界早已對游戲精神有過專業的系統闡釋，但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尤其是家長和教育者，“游戲”總是他們在教育教訓孩童的過程中最謹慎的話題。可以說，此前提及的幾部半個多世紀前的優秀中國童話，雖有思想性，但卻無一不是游戲精神凸顯之作，這樣的作品在中國很難順利地傳播和傳承。中國兒童文學并非沒有好作品，只是在眾多原因的影響下被阻斷了傳承的有效性和成為經典的可能性。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出現的那幾座“高峰”如果未能解決這些問題，那么，多年以后，我們似乎還是會走回以往的老路，經典作品依舊無法傳承。

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高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原創性。中國當下兒童文學的同質性明顯存在，我們中國兒童文學的當下新質到底在哪里？其實，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主題、題材、形象等一直都未能脫離中西方以往的已有成規的束縛和窠臼，比如現實題材中的校園、家庭生活和歷史題材中的革命戰爭內容等，雖然有的作品添加了新時代的外衣，可內核依然沒有多少新意。在文學創作與研究領域，我始終堅信我們既要做“文學的碼頭”，又要做“文學的源頭”，“文學的碼頭”就是我上文所提到的“傳承性”的問題，優秀的作家作品是需要更廣泛地傳播出去的，而“文學的源頭”就是指兒童文學的原創性。

從文化立場入手重新建立兒童文學的原創性是首要任務。正如上文所說，要想重建原創性，必須先要克服我們的文化自卑心理，甚至要有一定的文化自負。賈平凹曾說過：“現在，當我們要面對全部人類，我們要有我們建立在中國文化立場上的獨特的制造，這個制造不再只符合中國的需要，而要符合全部人類的需要，也就是說為全部人類的未來發展提供我們的一些經驗和想法。”對中國兒童文學而言，不再模仿和追隨西方，而是為他人提供我們的“經驗和想法”以供他人模仿和追隨，我們的原創性才能達成。另外，當代兒童文學作家應努力擺脫對已有文學資源的依賴和模仿。當下生活會給我們提供很多的原創資源，只是我們需要用心去觀察和提煉，可以適度地向兒童呈現這個世界的完整性并注意適當的思想引導，在兒童文學相對稀有的表現內容中也許會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文學過濾體系也應適度放松對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及發行的控制。兒童文學是有題材禁區的，這一點我并不反對，但適度放寬兒童文學的題材領域，對重建兒童文學的原創性一定會有輔助作用。

我不贊同純游戲、娛樂性的兒童文學創作，即便是低幼童書也應有適當和適度的思想性，畢竟幼兒的閱讀是需要成人陪伴的，在伴讀的過程中，成人也會于其中傳遞自己的思想，我們大可不必在童書創作中疑似“清高”又想當然地回避思想性。兒童文學承載思想性，并不是要篡取兒童文學審美性的位置，而是兒童文學本就應該擔負起的功能職責。在上世紀80年代劉厚明提出的“導思、染情、益智、添趣”、90年代蔣風的“兒童文學八大功能”、新世紀后王泉根闡釋的“以善為美”的兒童文學基本美學特征等理論中，思想性都是兒童文學不可或缺的。無論在哪一個時代，兒童文學都是傳承和傳播時代主流思想的一面鏡子，既把幻想照進現實，又把現實投進幻想。當然，我并不是徹底否定純游戲、娛樂性的兒童文學，文學還是需要多樣性的，但它們就僅僅只是一種游戲、娛樂，中國兒童文學的真正高度并不在它們身上。

有高度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性首先要具有時代主流思想，胡適有言：“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天我們談當下兒童文學的高度問題，其實就是要在兒童文學創作中或隱或顯地呈現新時代主流思想，比如“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既是全體中國人的思想指引，也是兒童文學的艱巨使命，因為兒童文學是中國未來性格的規劃者和指引者之一，兒童文學要通過文學審美的方式影響兒童的情感和思想，在精神領域引領兒童的健康、全面發展，是雕刻兒童的重要的思想文本。所以，對新的時代主流思想的呈現既是兒童文學的任務，也是兒童文學的責任。其次是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這一點應是具有普適意義的思想內容，就如保羅·亞哲爾所說：兒童“不僅讀著安徒生的童話來享樂，而且也從中領悟到了做人應該具備的條件，以及應該完盡的責任”。這其中的“做人應該具備的條件”和“應該完盡的責任”就是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比如勇敢、善良、勤勞、誠實等人的基本道德品質和熱愛和平、保護自然、平等互助等社會人應盡的基本義務。兒童擁有一顆比成人更純粹的心靈，也因此更容易葆有這些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只要兒童文學稍加引導，兒童就會對此堅定不移，有時兒童是可以做“成人之父”的。最后是作家的思想理念，兒童文學畢竟是由作家創作的，作家的思想理念也必然會通過這條脈絡傳輸給兒童。作家在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時，無論其使用什么樣的敘事視角、藝術技巧，也無論其設計了怎樣的故事、塑造了怎樣的人物，其一定是有一種先行的理念的，這種思想理念就會在字里行間透射出來，進而影響兒童對作品的閱讀和接受。所以，兒童文學作家的責任是非常大的，在創作時應格外小心謹慎，因為作家們的某些思想理念有時可能會影響兒童的一生。

總之，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盡管已有高峰凸顯但還遠未成型，如果能使中國兒童文學既是文學的“碼頭”，又是文學的“源頭”，還能夠與時俱進地傳遞思想，那么，中國兒童文學整體高度的提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