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批評與研究處于怎樣的思想學術高度？“高度”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它是通過不同參照系之間的相互比照而得以彰顯的，既無絕對的標準，也無最終的極限。“如何建立兒童文學的高度”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它意味著我們對兒童文學目前所處的高度有所不滿。那么，當下兒童文學已經達到了怎樣的藝術審美高度？基于此，我們不妨進一步追問：兒童文學是在與什么參照對象的比照中，顯示出“高度”的不足？兒童文學在創作、研究、傳播等領域中的“高度”缺失是否存在差異？建立兒童文學的高度應當基于對這些問題的清晰認知。

由安徒生獎引發的思考

中國兒童文學是在“別求新聲于異邦”的姿態中開啟自己現代性進程的，歐美、俄蘇、日本的兒童文學在思想意識、文體形態、藝術審美上都曾經對中國兒童文學發揮過重大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一直在扮演追趕者與學習者的角色。與世界優秀兒童文學之間存在差距（甚至是巨大差異），成為幾代人的集體無意識，世界水平一直是中國兒童文學丈量自身高度的重要參照。談論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的高度，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自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標志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長久未獲世界認可的焦慮，也讓中國兒童文學整體水準位列何等國際地位成為熱議的話題。喜獲大獎的熱鬧已歸于平靜，由此引申的“高度”思考則有走向深入的必要。

應該承認，一個深具影響力的國際文學大獎不僅是對作家個人創作成就的褒獎，也是對一個國家整體文學水平的認可。曹文軒多年前就認為，中國最優秀的兒童文學就是世界兒童文學的水準，他將個人的獲獎視為對這一判斷的驗證，而這一判斷的基本依據是：個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處的平臺決定的，正是由于中國擁有了一批優秀的兒童文學寫作者，才使得其中的優秀代表，被世界所發現、所認可。王泉根對中國兒童文學的世界地位也有自己的判斷，他認為，中西兒童文學有著不同的藝術選擇路向，西方偏向于幻想型文學，而中國偏向于寫實型文學，中國兒童文學只是在幻想型文學方面與西方相比尚存欠缺，在寫實型文學方面絲毫不遜于西方。

隨著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影響的提升，一批優秀原創作品被譯介到多個國家，并得到所在國主流媒體的關注。在中國向世界展現文化自信的時代背景下，建立童書“中國標準”的問題也開始受到關注，韓進認為：“我們不僅要輸出‘中國標準’的兒童文學作品，還要有參與制定兒童文學‘世界標準’的雄心和能力。”這種自信來自于綿延不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所滋養的欣欣向榮的中國兒童文學實踐。

以上觀點為我們思考中國兒童文學所處的“高度”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從創作、出版、傳播所取得的實績而言，有理由相信，當下中國兒童文學達到了其自身發展的歷史峰值。然而，這樣一種宏觀性判斷并不足以涵蓋中國兒童文學龐大體量的完整樣貌。在這里我們不妨將兩則新聞報道的標題并置而觀，一則是《中國兒童文學崛起世界“高峰”》（《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6年4月5日），另一則是《中國童書：如何警惕“平庸之惡”？》（《文學報》2016年3月24 日），前者傳遞的是安徒生獎落戶中國的消息，后者報道的是中國版協少讀工委文學讀物研究會的研討情況，這兩篇發表時間相距不到半個月的新聞標題，頗有意味地提示我們，對中國兒童文學整體水準的觀察需要更為多元的視角。兩年時間過去了，兒童文學依然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然而，內容過度娛樂化、作品內在藝術品質缺失、無法深刻呼應當代童年精神價值等被業內人士視為“平庸之惡”基礎性問題，依然在制約著兒童文學邁向更高的高度。因此，當我們在對兒童文學的繁榮局面表示欣喜之時，更應當正視其存在的種種不足。兒童文學業已取得的巨大進步，使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追趕者”的角色，但向世界優秀兒童文學汲取精華的“學習者”心態，則需要審慎加以保持。在充分展現民族文化自信，追求中國氣派的道路上，更應當有開放容納異域文學藝術成就的胸懷與氣度。

對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地位的探討，還應更加倚重比較文學的專業視角，針對具體的作家、文本、文體、風格，以及出版傳播、讀者接受等現象展開深入的國別比較研究，從中得出的結論對中國兒童文學的“高度”建設才更具價值。

從中外參照走向文學內部參照

國際水準是中國兒童文學比照自身高度的重要維度，但卻不是惟一的維度。兒童文學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它從一開始就將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與成人文學相區別的基礎上，兒童有別于成人的精神特質、兒童在文學接受上的特殊需求、不同年齡階段的心智特點等，都是兒童文學展開“文學立法”的基本依據。從歷史的眼光看，兒童文學為自己構筑一個自足的王國確有其必要，否則就難以獨特之身份立足于文學大家族。然而，在我們建構兒童文學種種“特質”的過程中，也有意無意地割裂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內在關聯，對自身特點的過度強調，導致了審美視野的局促與精神氣質的萎靡。兒童文學應在不失自我個性的前提下，構筑與成人文學之間相互融通、互為支撐的平等文學關系，從文學內部的參照中，獲得建立自身高度的啟示。正如理論家方衛平所提示的：我們應當思考，是什么使兒童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的藝術毫不遜色于最優秀的一般文學創作？”“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的開放語境能否催生一批這樣的經典作品，即使將它們放到經典文學的一般課堂上，仍然經得起挑剔的品讀？”

謝有順對中國當代文學欲望化、碎片化寫作提出過這樣的批評：“這些年來，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有希望的寫作，可見，作家的靈魂存在很大的殘缺。”很多作家熱衷于將現代生活簡單化地呈現為欲望的場景，單一地表現人的精神屈服感“無法寫出一種讓人性得以站起來的力量，寫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靈魂的面貌也越來越陰沉，慢慢的，文學就失去了影響人心的正面力量”。我們不妨提煉一下這段論述的關鍵詞：尖刻、黑暗、陰沉、屈服感，論者以此表達了對當下成人文學寫作的負面批評態度，而作為這種文學面貌對立面的寬大、希望、溫暖、同情心，恰恰是優秀兒童文學所獨具的精神氣質。曹文軒作品面對苦難的悲憫情懷、對古典美感的著力追求，就是這種精神氣質的具體體現，也是他獲得世界認可的重要因素。曹文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受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文學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審美功能，“深刻”成為文學的惟一追求，很多作家又將文學的“深刻”狹隘地理解為表現人性之惡，以至于作品中“不光沒有好人了，連壞人都沒有了，有的是變態的人、異常的人”。他將文學對“惡”的偏好與“美”的追求，形象地比喻為 “痰盂” 與“花瓶”，并認為，他在文學上的成功是因為選擇了“花瓶”而摒棄了“痰盂”。

兒童文學在文學思潮的變幻中，通常難以擔當先鋒的角色，這并非是兒童文學作家或研究者不思進取，而是因為兒童文學隱含著某些人類文化“原型”性質的恒定因素，而正是這種常被人誤讀為“保守”的恒定性，成為兒童文學建立精神文化高度的寶貴財富，具備這樣精神文化高度的優秀作品，才有可能與成人文學展開平等的對話，并最終成為文學大家族中的經典之作，這正是兒童文學建立自身高度的最佳標尺。

開闊視野中的理論高度建構

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研究對發生在創作、出版、閱讀推廣等領域中的紛繁現象給予了及時的理論回應，不論是文學評論還是基礎理論探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面對急劇變化中的兒童文學發展態勢，理論研究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應該說，兒童文學高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理論研究所能達致的水平。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上世紀80年代兒童文學理論在童年觀念上的巨大變革，新時期兒童文學可以在文學史上留下絢麗的一頁。近年原創圖畫書的巨大藝術進步，也受惠于圖畫書理論探索對創作實踐的強力推進。理論與創作理應成為兒童文學文學高度建設的同體雙翼。

當我們談論兒童文學建立與成人文學密切關系時，通常指的是創作而不包括理論。同時，我們又不滿于兒童文學理論的邊緣化處境，對主流文學理論界漠視兒童文學的抱怨，成為一種流行于界內的習常而無奈的聲音。這種抱怨有時反而遮蔽了我們看待自身理論高度建設的視野，沒有及時回應主流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動向，或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將“文學生活”視為文藝學一項“新的研究生長點”，朱立元認為，當下的文學研究落后于現實中豐富多樣的文學存在樣貌，與現實的文學生活之間存在著相當的疏離，文學研究如果僅滿足于自身體系的建構與圓恰，其結果只能是流于灰色和凋謝，因而，文藝美學范式有必要實現“生活論專向”。這一轉向推動了文學研究更加關切社會生活中文學接受的原生面貌，賦予普通讀者更為重要的文學地位。溫儒敏帶領的研究團隊運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對當下社會的文學生活狀況進行了大規模的“田野調查”，2017年出版的《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一書就是此項研究的集中成果，這些調查報告研究視角各異，涉及社會文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農民工、大學生、白領青年等某一人群的閱讀狀況，也有某一作家、作品或期刊社會影響力的現狀，甚至高鐵乘客移動閱讀情況都得到了體現。

兒童文學是以讀者對象的特殊性為立身依據的，兒童文學研究從不缺少對讀者接受狀況的關注，針對讀者閱讀興趣、數量與類型的相關調查可以追溯至現代兒童文學的初創時期。可以說，童年的“文學生活”研究有著超越成人文學的特殊優勢，但由于歷史上關于兒童讀者的實證研究大多出于兒童教育的需要，而非基于文學立場的研究，致使這種優勢無法在當下學術環境中直接轉化為兒童文學理論創新的資源。如果兒童文學研究者能對自身的研究傳統做系統梳理，將其納入到文藝學“生活論轉向”的學術發展動向中去，自覺汲取成人文學研究的理論創新成果，不但可以提升兒童文學理論的學術品位，還有可能為“文學生活”研究提供獨特的童年視角。只有建立在開闊的文藝學視野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高度，才能為兒童文學整體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強大的思想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