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無論怎樣話語翻新，都應該使自身內在于中國社會的現代進程，而不應陷入理論的自說自話與非歷史的闡釋循環當中。用文學藝術參與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這就需要我們的文藝理論自覺表達中國在進行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現實經驗。文藝理論要介入時代生活，要回應現實問題，要跟身邊的世界有效對話。

早在20世紀之初，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就曾在《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強調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界限，在他看來，文化科學在形式和質料上都表現出某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歷史性和價值。由此不難發現，作為人文學術重要對象的文藝理論本身，其實并不必然地追求普遍性和客觀性，文藝理論更可能是對“理論”或者說“概念”的自覺不自覺的抵抗，任何形而上學式的理論其實都會在文學藝術的自我理解中表現出各自的局限性。所謂文藝理論建設內在活力的缺失，在一定意義上也正是某種理性崇拜與形而上學沖動的結果。雖然“歷史”這一概念在李凱爾特那里主要是指哲學意義上的個別性，但當我們如今力圖走出這種形而上學式的理論圍困時，還是要征用“歷史”這個語詞，只不過我們更多地是用來表達文藝理論應該恢復與我們的現代歷史轉型的固有聯系，也就是要重新強調文藝理論的歷史相關性。

從源頭上看，中國語境中現代意義上的文藝理論的發生與中國社會歷史的現代轉型恰好同步。傳統的文論話語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遭遇了不斷跌落的困局。王國維以叔本華哲學重釋《紅樓夢》，梁啟超以新小說理論創造新文體，二人雖無意建構中國的現代文藝理論，但實際上開創了現代文論的兩個重要維度——審美現代性話語與歷史現代性指向，二者的夾纏與交織也正是100多年以來中國文藝學演進的一個重要主題。進一步而言，無論是王國維的悲觀主義美學還是梁啟超的歷史功利主義觀念，都是對中國社會由舊入新的巨大歷史變革的深沉回應，也都形成了至今未已的抒情與敘事傳統。因此，要彌補當下文藝學自身的某種貧弱，其實不妨重新回到這種有機的歷史聯系之中。也就是說，文藝理論無論怎樣話語翻新，都應該使自身內在于中國社會的現代進程，而不應陷入理論的自說自話與非歷史的闡釋循環當中。用文學藝術參與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這就需要我們的文藝理論自覺表達中國在進行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現實經驗。文藝理論要介入時代生活，要回應現實問題，要跟身邊的世界有效對話。

實際上，當我們如此強調文藝理論的歷史相關性時，必然會與一個久未談論的既有論題再次相遇——文藝理論與文藝實踐之間相互催生的關系。顯而易見的是，文藝實踐更能夠直接地表達國人的現代想象與現實經驗，對文藝創作及其演變歷程的觀察與研究原本正是文藝理論完成自身建設的重要路徑，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理論與文藝實踐之間的相互隔膜與輕視似乎持續存在，導致的結果就是二者固有的相互作用、相互牽引的有效關聯逐漸斷裂。當然，廣義的文藝理論可以包含有關文藝發展的歷史研究與文藝批評，但無論在學科意義上還是在研究實際中，文藝理論、歷史研究、文藝批評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實是日見疏離的。這種離心力在某種意義上驅使著文藝理論偏離了朝向實踐經驗的合理軌道，也就很難得到來自文學史研究與文藝批評的有效支援，在貌似自足的理論自證中失去了話語創新的必要張力。舉例來說，早在新世紀開始之前，文學史研究中就已經出現了范式變革，有的學者不滿足于二元對立的價值顛覆，也沒有停留在文學史斷限的前后延伸之中，而是在認真清理我們的現代思想傳統與文學流變的基礎上，提出“歷史結構意識”，將研究對象置于相互作用的結構情勢之下，避免文學與歷史的簡單分殊，也沒有止于類似人性論、文化學或者純文學等某種單一的文學史觀，最終提出一個新的文學史范式，即歷史的單向突進與補償式發展。這樣一個文學史研究中的有益探索其實并沒有引起文藝理論界的足夠重視，當然也就失去了某種相互催生的理論機緣。實際上，歷史結構意識這一新的研究范式雖然處理的是文學史問題，但觸發的卻是文藝理論建設中的焦點論題，比如文學語境諸要素之間的對話關系、文學與政治變革的內在聯系、經濟與文化演進對于文學的正反影響等，當然，這一范式也同樣觸及現代性反思這樣一個文藝理論的根本話題，雖然它并未使用現代性話語系統中的慣用語詞，但這種對二元對立式的絕對化模式的克服不正是對文藝理論中的形而上學思維的重新反省嗎？由此可見，文學史研究并非外在于文藝理論的自身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理論新知的生長點。

在實際的研究實踐中，當然也并非沒有文藝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之間的相互借重，比如對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批判理論的梳理既是文藝理論領域的顯在課題，也是文學批評時常援引的對象。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文藝理論研究對這一思想資源的理解與分析是否應該走出內循環式的封閉模式，是否應該適度地向文藝實踐領域敞開？我們不難看到，文學批評中的文化研究方法正是對批判理論的有效汲取，從實際效應觀察，文化研究并沒有像一開始不少人所擔心的那樣取代文學批評或者僭越文學自身的位置，反而給文學批評帶來了新的活力。這是因為文化研究從源頭上來看，是對邊緣文化群落的自覺關注，也是對固化的精英文化秩序的反撥，所以它具備有效地與當今的文化現實對話的能力。我們之所以會感覺到文藝理論自身建設的某種乏力，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文藝理論多少弱化了應對當下新的文化政治境遇的現實有效性。在這種情形下，文學批評中的文化研究策略在實踐意義上回應了文學邊界不斷延展的事實，也對意識形態理論、主體性建構、話語權力、泛文本等文藝學的習見論題做出了實際的思考。文學批評的這種闡釋活力的增強正是得力于它向文藝實踐自覺敞開，質言之，也正是向新的歷史轉型中的現實經驗自覺敞開，從而避免了理論話語與歷史實踐之間的疏離感。當然，文藝批評中的方法論啟示不僅局限于文化研究，某些基于解決創作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的批評話語同樣具有理論上的再生性。就像新世紀之初在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率先引發的針對1980年代現代主義詩學膜拜和當時的純文學思潮所展開的論爭和反思，這一原本意在走出當代文學創作困境的論爭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反省本質主義文學觀的視野，這樣富有歷史感的視野不同于西方當代文論中那種基于理論思考本身的文學觀的反思，而是自覺接近我們自身的文學實踐，所以，這種批評話語經得起現實還原的檢驗，也就能夠有效地反哺文藝理論的相關思考。與此相類似的是有關“底層敘事”的種種界說，它們均源于對創作潮流的辨識，但又往往歸于理論上的深入探討，尤其是對文藝理論中有關中國現代左翼思想資源的再認識頗具啟發。

自覺追求文藝理論的某種歷史品格，也會帶來對某些既有論題的新理解。比如文學接受歷來是文藝理論需要處理的固有問題，我們也會在相關研究中反復征引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經典話語資源，但有關接受問題的思考仍然遮蔽了某些特有的對象，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有別于專業讀者的普通受眾這一群落。可以說，一般文藝理論中討論的接受問題更是基于專業閱讀經驗的文學效應，少有自覺意義上的基于普通大眾文學閱讀實踐的研究與思考。這種接受理論仍然不同程度地封閉于文學圈層內部，缺乏對文學的社會傳播效應的實際關注。近年來，有學者不斷倡導“文學生活”的研究方法，更有不少學者將這一新的研究理念付諸實踐，的確打開了文學研究的新視野，也更新了我們對文藝理論建設中的接受問題的某些理解。文學生活的研究策略落實于普通受眾的文學經驗，實際上打通了現實社會乃至日常生活與文學藝術的直接聯系，這一點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本雅明當年所談論的生活條件的文學化、讀者與作者身份的相互轉換等有異曲同工之處，至少可以讓歷來處于文學表現對象這一客體位置的普通人發出聲音，文學生活研究的題中之義其實也包含著受眾在被動接受的同時，也有可能成為創作主體的這種轉換。對于文藝理論研究而言，這種文學與受眾之間的更加具體的關聯，理應成為推動文學接受問題研究的新的動力。不僅如此，文學生活的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帶動我們對其他文藝學論題進行新的觀察，比如經典化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關聯著文學社會傳播與大眾接受的實踐問題，以往的討論重心往往距離后者較遠，其實會影響到經典化論題研究中的歷史感。此外，如果聯系到當下新媒體境遇下的文學多元化存在這一事實，文學生活所覆蓋的文學實踐的豐富性自然也為文藝理論的意義生產帶來了鮮活的文化資源和言說空間。

任何理論建構從來都不僅僅是它自身，文藝理論的自身建設當然也同樣如此。如果說積淀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論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經典化，被抽離出若干有效的概念或意義單元，那么，與中國現代社會的歷史變革相伴生的中國現代文論也許一時還難以做出同樣的理論抽象，因為它與我們的歷史實踐息息相關，文藝論題也常常會還原為各種不同的歷史事實。也正因為存在這種根本性的聯系，文藝理論有必要重建自身的歷史品格，在實踐意義上不斷反省和充實自身的問題意識，從而獲取更為持久的內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