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把我的世界給你》，作為“紀念恢復高考40年特別奉獻”之作，應和了改革開放40周年文學創作的時代主題；作為一部與青春和校園有關的作品，充溢著理想、激情、成長、懷舊等諸般特質；作為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又在虛構與非虛構寫作之間自由往來。多面向的解讀空間，正是這部作品備受矚目的原因所在。

《把我的世界給你》封面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遼寧作家劉嘉陵的長篇小說《把我的世界給你》，源自作者的親身經歷，用第一、二、三人稱和多種故事方式，幽默而悲壯地講述了小人物在面對不公平際遇時的掙扎與抗爭，真實再現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大學校園生活，刻畫了生動鮮活的大學生群體形象。

今年6月，小說甫一面世，即引起文學界的關注。有評論認為，“作品所表現的不是普通的校園詩意和校園愛情，小說表現的時代，國家開始尊重青年人對知識和真理的渴求，恢復高考之后的幾代大學生，以其求學和就業的經歷親身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歷程；作品所涉及的父子兩代人，以不同的心態對待求學途中的苦難，這充分展現了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日漸加深，描繪了思想變遷期兩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復雜性，以文學的方式記錄和補充了大學校園的歷史細節，具有極為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作品以恢復高考這一歷史性事件作為時代背景，又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同類題材創作中比較特別的一個。時代大主題與獨特的人生故事，包括實現這二者有機融合的作品結構、敘事風格和寫作技術，是讓這部作品獲得關注與好評的重要原因，也讓它有了超然于個案的觀察視角，這也正是本報記者與劉嘉陵對話的出發點和目的所在。

各文體的普遍嘗試并交融 吻合于今天這個創新的時代

記者：您的創作經歷很有意思，1981年初登文壇，發表小說處女作，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是創作、評論雙肩挑，出版了多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隨筆集和文學評論集，稱得上一個“老”字。可在花甲之年才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這一“老”一“新”之間，您的經歷和感悟如何？

劉嘉陵：我的文學創作是從小說開始的，短篇、中篇都寫了不少，寫了幾年之后，雖然收獲了不少掌聲，可是后來漸漸進入了“瓶頸期”。寫作有點兒像開超市，既然是在做生意，總不能讓貨架空著吧，沒這個，還得有別的，小說暫時寫不下去，我就開始大量寫散文隨筆，并繼續寫評論，再后來還做過8年與影視劇相關的工作。多年以后我才發現，自己最大的愿望還是寫小說，寫有意思也有難度的小說，對“怎么寫”又有了全新的認識。多種文體的普遍嘗試并交融，尤其是影視劇領域的深度介入，讓我對如何在創作中注入更宏大的精神力量和敘述魅力，如何設置起承轉合、矛盾沖突以及對話等方面，有了更深的體悟。多年后重寫小說，并且是寫更有難度的長篇小說時，終于有了新的突破和飛躍，而這也正吻合了今天這個創新的時代。

記者：我們注意到，這部作品里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處理，比如主人公林一木的故事常常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轉換，時而是主觀的回憶，時而是客觀的評論，有跳進跳出的戲劇感，這是不是與您做過影視劇創作和文學批評工作的經歷有關？

劉嘉陵：當然有很大關系。有人說文學批評家很難搞創作，這種觀點似是而非，有些好的文學批評家本身又是好的作家，當然最好是有搞創作的底子，同時又搞評論，比如小說家寫評論，獲諾貝爾獎的秘魯作家略薩就寫過一批很牛的文學評論。作為雙料的寫作者，我喜歡把文學批評劃分為有意思的批評和沒意思的批評，有意思的批評一定是熟悉作品并有鑒賞眼光的，還經歷過很好的學術訓練，文筆也要優美誘人，讓人有代入感。我自己寫文學批評文章一直喜歡用文學性更強的活潑些的方式，這不僅讓我不疏離創作狀態，還使得寫作相得益彰。我不再糾結于寫出的東西在多大程度上像小說，像敘事散文或非虛構作品，文體間的交融應該是今天的小說可以嘗試的新樣式。

自傳性的作品 應避免自戀、超越自辯

記者：這部小說源自您本人的親身經歷。一般來說，一個作家初登文壇或初涉某一文體的首部作品大多是自傳性質的，而您這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顯然來得遲了一些。我們注意到，20年前，您曾經發表過一部中篇小說《干咳一聲》，寫的也是這段經歷。兩部作品對比起來，除了人物、情節的豐富和結構的精巧之外，敘事風格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您如何看待這部“遲到”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遲到的這些歲月里，積淀下來哪些有價值的東西？

劉嘉陵：我寫《干咳一聲》的時候，還沒有從“校園黑生”的心理陰影中走出來，就像眾多隨著時代大潮沉浮的小人物，既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又感嘆命運施于自己的不公，帶著強烈的不滿和批判的欲望，對小說中某些人物形象的處理有些單向、簡單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和思想不斷積累后，再回過頭看那段歷史，有了更深刻、更豐富的感悟，這些都呈現在了這部長篇小說里。

記者：從作品中能夠感受到強烈的青春氣息，正如文學批評家孟繁華所評價的“這是一部洋溢著濃郁校園生活和時代氣息的小說，也是一部久違的彰顯理想主義的小說。”很好奇，您是如何在成熟心態與深刻思考的同時又保持了年輕人那種浪漫、純真甚至嬉笑怒罵的感覺的？

劉嘉陵：我感覺自己在寫作時的心理年齡還保持在三四十歲的狀態，感時傷懷，對美的憐惜，一曲終了時的惆悵等等，都是屬于中青年的心態。但我也始終在提醒自己，這種年輕的心態正是很多自傳體小說常常顯得自戀的原因之一，覺得自己什么都對，自己比誰都倒霉，全世界都對不起自己。我會時時跳出來審視作品，盡力超越這種自戀或自辯。作品中的林一木常常成為作者劉嘉陵嘲諷、調侃的對象，以幽默來化解緊張，用活潑來講述嚴肅，舉重若輕。當然，這也跟我自己持守的文學信條有關，古人說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是我一直追求的創作境界。

在大歷史背景下 講述個體故事應當具有廣闊的視野

記者：恢復高考無疑是一個大事件。現在人們常把恢復高考后的頭三屆大學生稱為“新三屆”，從眾多資料和文學作品中我們獲得的對“新三屆”的印象往往是充滿激情、積極向上的，“永遠的八十年代”一片春光明媚。可您卻給我們講了另外一個故事，正如評論家高海濤所評價的：“林一木既是個體命運的抗爭者，也是自我精神的救贖者。他在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既是合群的，又是流散的，既要參與歡快進行曲的合唱，又要獨自哼著憂傷的小調。”您是用什么樣的創作方式，讓林一木和他的同學們的故事成了獨特的“這一個”？

劉嘉陵：改革開放40年這段歷史充滿了曲折，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今天我們說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進步，但每一置身于其中的個體都有著獨特的命運軌跡，林一木既是恢復高考的幸運兒，轉眼又成了一條僵死規定的受害者，這正是那個大時代復雜性的體現。通過個體際遇來展現歷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這種思考也是我在近五年的小說創作中逐漸成形的。我收集了很多相關資料，采訪了當年我們班的大部分同學，驚訝地發現，對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們我還有很多事情并不了解，特別是他們及其家庭在他們上大學前的經歷，每個人都有故事，都很特別。他們對大學生活的回憶，也填補了我記憶中的許多空白，雖然很多素材沒有用到創作中，但對那段歷史的全面了解無疑讓我的書寫更有底氣。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有了更重的責任感——書寫我們身處其中的那段大歷史的責任。

記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里出版這樣一部小說，一定會讓人從歷史的意義上去考量它。您希望自己這部作品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文學創作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劉嘉陵：這個我不敢妄言，只是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創作初衷，寫出主人公及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群像的唯一性，寫出中國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的史詩性及復雜性，為今人和后人回顧改革開放40年提供一份具有相當認識價值的真實、鮮活的文獻。

作者簡介

劉嘉陵，生于1955年，沈陽人。當過鄉村教師、譜過曲、開過機床、做過扶貧工作隊員。1986年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廣播電視臺高級編輯。1981年發表小說處女作，曾獲“老舍散文獎”“清明文學獎”“遼寧文學獎”等獎項，主要作品有小說集《碩士生世界》、散文集《記憶鮮紅》《自由飛行器》《妙語天籟》、文學評論集《舞文者說》等。

作品簡介

音樂學院研究生林曉探家時獲悉，與之熱戀的女友之父竟是當年陷父親林一木于絕境的告密者。上世紀70年代末，青工林一木考入綠江大學。不久，一封匿名信從天而降，噩夢由此開始，僅僅因為他念過技校，不符合當年高考的規定，終被學校除名。在眾多師生別具一格的支持和幫助下，林一木以“黑生”的身份堅持完成全部大學學業。在這個過程中，他受到了來自媒體和校方的種種責難、排斥、羞辱和驅趕，也從中收獲了來自老師和同學的無私幫助與真誠友誼。這段歷史陰影，在30多年后仍然對父子兩代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