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偉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今年正值他190周年誕辰。近兩個世紀以來，盡管世界風云變幻，人們欣賞文學作品的品位也有很大變化，但托爾斯泰的作品依然為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所珍視，他塑造的娜塔莎、安德烈、安娜、瑪絲洛娃、聶赫留多夫等一系列藝術形象依然激蕩我們的心靈。歸根到底，這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偉大藝術理想和偉大藝術情懷的作家，一個與時代和人民休戚與共的作家。

他有一段名言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思想家和藝術家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永遠心平氣和地穩坐奧林匹斯山巔——思想家和藝術家一貫地、永恒地處于驚慌和激動之中……八面玲瓏、腦滿腸肥、自鳴得意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來沒有。”懷著這種藝術理想和藝術情懷，他一向主張藝術不能脫離人民，藝術應當為人民所享受，藝術應當“反映永恒的、全人類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彌足珍貴的內心意識，為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所享受。”托爾斯泰的一生創作是同時代、同人民血肉相連的。

以人民的視角來衡量一切

托爾斯泰的創作生涯近60年，主要“屬于1861到1904年”，這是俄國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時代，是一個矛盾錯綜復雜的時代。托爾斯泰雖然出身貴族家庭，但長期居住在農村，熟悉農民的貧困和他們對地主的憎恨，同時他也完全不能接受資本主義，對因資產階級侵入農村而陷入破產的農民深深同情。早年的托爾斯泰雖然沒有完成世界觀的轉變，但他認識到“俄國的力量不在我們而在人民。”在《戰爭與和平》的創作中，他試圖“努力寫人民的歷史”。

當然，他的“人民”概念實際上指的是民族，既包括代表民族性格的農民，也包括具有這種民族性格的優秀貴族。他認為自己在《戰爭與和平》中所愛的是“人民的思想”。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他既描寫了代表人民力量的士兵和普通軍官，也表現了能代表人民精神和人民意志的將領。更重要的是，托爾斯泰在作品中所強調的“人民的思想”主要體現在用人民的觀點，也就是人民的視角來衡量一切。正是從“人民的思想”、人民的視角出發，托爾斯泰譴責了沒有愛國心的、與人民格格不入的貴族（如瓦西里·庫拉金一家），歌頌了有愛國心的、同農民關系融洽、善良正直的優秀貴族（如羅斯托夫一家）。同時，他通過皮埃爾和安德烈，表現了優秀貴族走向人民的探索。

農民觀點成就藝術獨創性

到了19世紀70—80年代，由于現實生活的劇變，以及農村舊基礎的崩潰和新興資本主義造成社會的災難，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產生激變。按照列寧的說法，站到農民一邊的托爾斯泰體現了農民的強處和弱點，體現了農民世界觀的矛盾：一方面是無情揭露和徹底批判現實，另一方面是宣揚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惡。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產生變化之后，他用農民的觀點和農民心理來批判現實之后，他的創作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列寧指出：“托爾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同時，他又指出：“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這兩者看似矛盾，實際上是一致的。所謂“托爾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是指托爾斯泰對封建農奴制的批判和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往同情勞動人民的貴族階級作家和資產階級作家在歐洲文學和俄國文學中都曾經進行過。然而，由于他們的階級局限，他們對勞動人民僅限于同情，對封建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的批判也不是徹底的。列寧說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是指他既不是從貴族階級的立場，也不是從資產階級的立場，而是站在宗法制農民的立場對封建農奴制和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正因為托爾斯泰把農民的心理放入自己的批判，讓農民心理滲透于自己的創作中，才使創作發生重大變化，帶來了貴族階級作家和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所未曾有過的極其鮮明的思想特色和藝術特色。

“最清醒的現實主義”

那么，農民心理給托爾斯泰的作品帶來了什么樣的思想特色和藝術特色呢？

托爾斯泰創作最大的特色是情感的真摯和誠懇。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無論是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教會的無情揭露、對資本主義的抗議，還是對下層勞動者的深切同情，甚至是對列寧所批判的“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的追求，都是非常真誠的。托爾斯泰的真誠，不僅來自作家個人，而且來自俄國家長制農民的情感和心理。如果說真誠是托爾斯泰的一種主觀傾向，那么它體現在作品中便化為“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由于托爾斯泰具有家長制農民的真誠，具有對他所描寫的事物的真實的愛憎感情，他對俄國農民千百年來所受的苦難抱有深切同情，對壓迫人民的專制制度和統治階級懷有深仇大恨，所以他的揭露具有一種強烈的批判力量，具有一種來自農民心理的熱情、新鮮和誠懇。

托爾斯泰的揭露和批判直指專制制度，特別是在描寫那些統治階級人物時，他善于透過他們外表的華麗輝煌、溫文爾雅，暴露出內里的丑惡和虛偽。在《復活》的法庭審判場面上，檢察官和法官個個道貌岸然，端坐在堂皇威嚴的法庭，而實際上，他們都內心齷齪、草菅人命。副檢察官登堂前一夜醉酒、打牌、逛妓院，沒來得及看完犯人卷宗就要起訴，胡說“犯罪是下層階級的天性。”三個法官，一個與妻子吵架，惦著午飯沒著落；一個想著治胃病的藥方靈不靈；一個急著趕緊收拾好去會紅頭發情婦。正是由于他們拿普通人的命運當兒戲，受盡凌辱的瑪絲洛娃才被錯判發配西伯利亞服苦役。在托爾斯泰筆下，法庭的假面具被撕下了。托爾斯泰清醒地看到，“法院無非是一種行政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的階級有利的現行制度罷了”。

托爾斯泰在描寫下層勞動群眾時，不僅表現他們的善良純樸、他們的受侮辱和受損害，而且著力表現他們的仇恨和憤怒。他們在上層階級面前不低三下四，不受欺騙，不存任何幻想，充分體現出托爾斯泰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在瑪絲洛娃這個人物身上，作家著力表現她鮮明的階級意識，在她的情感和心理中沉淀了俄國農民千百年積累的憤怒和仇恨。

在那個凄風苦雨的秋夜，瑪絲洛娃懷著身孕趕到車站去會聶赫留朵夫。隔著車窗，“他，在燈火明亮的車廂里，坐在絲絨的靠椅上，說說笑笑，喝酒取樂。我呢，卻在這兒，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著雨，吹著風，站著哭泣……”正是從這可怕的夜晚起，瑪絲洛娃再也不相信善，再也不相信上帝。后來，當聶赫留朵夫表示要贖罪、要同她結婚時，她對貴族階級的偽善怒不可遏，仇恨如同火山爆發，她氣憤地向他大喊：“我是苦役犯，是窯姐兒。你是老爺，是公爵……我的價錢是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你在塵世上的生活里拿我取樂還不算，你還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來拯救你自己！我討厭你！討厭你那副眼鏡，討厭你那骯臟的肥臉！你走開！走開！”瑪絲洛娃對待上層階級的態度如此鮮明，如此決絕，這在以往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下層人物形象中是很難見到的。我們不能不承認托爾斯泰的創作確實“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涌激蕩的偉大人民的海洋”（列寧語），俄羅斯千百萬受侮辱和受損害的瑪絲洛娃通過托爾斯泰的嘴在說話，在控訴。

崇高的文學理想造就偉大的作家，也只有熱愛人民、以精湛的藝術表現人民的喜怒哀樂的作家才能打造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托爾斯泰當年批評藝術頹廢曾說過一段話：“哪兒有理想，那么由于這些理想便產生了藝術作品；而當像目前我們這里那樣不存在理想的時候，也就沒有了藝術作品！有的只是文字的游戲，聲響的游戲，形象的游戲”。至今，這段話對我們來說依然有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