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善于由此即彼，因小見大，從具體上升到一般，抓住有意味的話題深入地思考下去，講出自己的新意來。1929年5月他回北京省親期間，曾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發表題為《現今新文學的概觀》的講演（后收入《三閑集》），開頭說：“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么——連題目都沒有”，然后忽然一轉道：“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這里既有講演的技巧，而更可見他極其活躍的思維能力，頗具思想家的豐采。

魯迅作品中涉及過的許多話題，例如關于“路”、關于“復仇”、關于“韌性”、關于“好事之徒”等等，都給讀者留下歷久難忘的印象。

還有一個關于“黃金世界”的話題他曾說過多次。先前在魯迅所譯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1878-1927）的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第九章）中有過一個“黃金時代”的提法，小說的主人公綏惠略夫沖著理想主義者亞拉藉夫責問道：“你們將那黃金時代，預約給他們的后人，但你們卻有什么給這些人們自己呢？”魯迅由此想到很遠，理想固然是好的，但總得給人們帶來一些實際的利益，完全不管當下只談美好的未來，是沒有什么意義的，群眾需要獲得感。

魯迅在自己的小說《頭發的故事》里，安排給主人公N先生這樣一條發問：“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世界的出現預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么給這些人們自己呢？”這里他將“黃金時代”改成了“黃金世界”，而含義不變。到1923年12月，魯迅在女師大發表講演，一個重要的意思仍然是關于未來之夢的，魯迅說：

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么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

為了建造美好的未來世界而讓自己受苦，少數革命或改革的精英可以自覺自愿地如此，但不能要求大眾都來受苦。大眾需要當下的實際利益。魯迅完全看清了這一點，所以他是真正的革命家思想家，而非空洞高蹈的理想主義者。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戰中，創造社、太陽社的人們批評魯迅沒有理想而且否定理想，而他們自己是相信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的。魯迅的想法不同，他指出：“不正是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須前面貼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是不能預卜的。”魯迅決不幻想中國革命很快就會成功，他的眼前依舊黑暗，但盡管如此，仍然要頑強地與反動勢力斗爭下去。在口頭上，魯迅還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但我倒要問，真的只有將來的黃金世界的么？這么早這么容易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人們，可仍舊有些不確實，在我看來，就不免有些空虛，還是不大可靠！”

冒極大的風險也要革命，這是魯迅對自己的要求，但并不反對一般的革命者用理想來鼓舞自己，同時也指出革命者更需要面對實際，“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的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魯迅特別關注當下，一再強調要做好現在的事情。他有一段話說得好：“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將來會有意義。”這話現在聽上去，仍然讓人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