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先，“出遠門”這個詞，并不在我的常用詞匯表當中。

生活的車輪日復一日旋轉，輪子上的紋理是固定的，碾壓過的地標很少很簡單。祖父母家、學校和外祖父母家，都在小小的桂林城中，公共汽車頂多兩站路的范圍之內。此外所有的地名都是“遠方”。比如廣播里聽到的“自治區首府南寧”、比如祖父提起的“永定老家”和“你爸爸上大學的廣州”……一個比一個遠，只能停留在故事的某一段情節里或地圖的某一點上，任憑想象，無法抵達。

緩慢規則的突變，發生在我上小學四年級的1978年。新鮮的元素從四面八方加入，冰河解封，萬物復蘇，希望的田野上一派生機盎然，“出遠門”隨之變成實實在在的事。

先是祖父返回“永定老家”省親。老家在閩西山區，祖父說過很多很多次。要回去的話，得從桂林坐火車先到江西鷹潭，然后轉車到福建龍巖，再坐長途汽車到永定縣城，然后走幾十里山路回鄉下。整個旅程要兩天？三天？我沒有很清晰的概念，只記得祖父此行一去月余。他回來之后，家里連續好幾年有過要送我回永定的提議，總因這一段旅途太長太復雜而一再擱淺。

雖然不能回老家，沒多久我自己也“出遠門”了，被市里送往“自治區首府”南寧參加比賽。在當時的桂林“南站”上火車，除了帶隊老師以外，同行的參賽同學都是第一次坐火車。汽笛一拉響，蒸汽機車冒著呼呼白煙，牽引著綠皮的車廂，敲打著“咣當咣當”的節奏，無邊田野無數峰巒房屋向后掠去，四百多公里跑了十一個小時。將座位旁邊的窗戶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總有些新奇被我們嘰嘰喳喳地發現，一路上興奮得不得了。

到1982年，家父因落實政策調往廣西大學任教，兩年后接我到南寧就學。此后每年的寒暑假期我必定在南寧與桂林之間的火車上往返，穿山越嶺的鐵道線上，火車從普快換成了特快，行程從十一個小時縮短到九個多小時。

無論朝著哪頭跑都是“回家”，都算不得“出遠門”了。

二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校園，悄然興起了學生社團。我們的“白鴿文學社”在廣西的評選中勝出，我因此被選送去參加“中南五省中學生文學夏令營”。1986年盛夏，命運將我推送到童年遙不可及的、家父曾經的就學之地——廣州。

那真是中國人民全線起跑的時代。繁花漸欲迷人眼，新生事物頻涌現，我們的詞匯量不斷擴展。“夏令營”這個詞已經夠時髦，通往“夏令營”的這一趟“旅游客運特別快車”也時髦。這趟每天一班廣州—桂林對開的專列不賣站票，中途只停靠衡陽和郴州兩個大站，為桂林這個最早開放境外旅游的西南小城運送著成千成萬的港澳游客。

推小車的乘務員過來了，邊走邊喊“香煙、瓜子、可口可樂……”可口可樂，這種在我看來和咳嗽糖漿沒太大差別的碳酸飲料，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準賣給外國人，不準賣給中國人，普通市場上是見不到的，火車上賣6元一瓶。我向來只喝茶，所以更記得那天的火車上，帶隊老師用的那個茶杯。

那是一個廣口的玻璃杯。杯身套著手工編織的銀綠色膠線套子，比一般的杯子高，且厚，到中間收窄一點，恰好方便用手握住。這種不怕開水燙的玻璃杯其實是“雀巢”速溶咖啡的外包裝瓶，通常是一對，與咖啡相配的那種蛋殼色粉末叫做“咖啡伴侶”，都是和“可口可樂”一樣稀罕的東西。

廣東夏令營的半個月里，我們見識到的新事物、學到的時髦詞還不止這些。廣州市區內，剛開業不久的“東方樂園”是改革開放后國內第一個大型現代“游樂園”，也是“國際游樂場協會”的第一個中國會員。樂園里“摩天輪”“過山車”“太空漫游”等一系列娛樂，都是讓當時很多膽敢嘗試的人嚇得尿褲子的項目。還有“高第街”，后來遍布全國各地的“步行街”之鼻祖，整整一條街的各種服裝鞋帽、日用雜貨，品種豐富到令我們瞠目結舌。

在深圳，我們進入改革開放后中國創建的第一個“旅游度假村”——西麗湖度假村。“第一長廊”總長千余米，蜿蜒于青山綠水之間，鏈接起亭臺樓閣的雕梁畫棟，點染千頃碧波照影，萬樹繁花爭艷。在蛇口碼頭，我們登上了九層高的“明華輪”。這一艘為全國人民打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標語的大船，由鄧小平同志題名“海上世界”，是集酒店、娛樂為一體的中國第一座綜合性海上旅游中心。手邊觸摸到的一切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歷史的宣示正以燎原之勢燃遍全國。“可口可樂”和“咖啡”、“游樂園”和“步行街”，外來的新名詞攜帶著新鮮的生活方式，新鮮的文化符號，從此走入中國的千家萬戶。

到1993年夏天，當我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電視屏幕上，看到第七屆全運會的圣火在“海上世界”引燃，還記得當時這艘大船上喝到第一杯“生果鮮榨”葡萄汁那種深紫色的、新鮮的甜香。

三

成為我生命軌道上最關鍵分岔點的那個冬天，并不是很冷。時代的變革，終于將我推入出國留學、異域尋夢的大潮，家父陪我坐上了從桂林開往上海的列車。

來送別的親朋好友擠滿了我車窗前的站臺。一個接一個和我握別，只說今后萬事要自己當心，都不敢說“再見”，因為根本不知道我這一去究竟幾時能再見——甚至于，還能不能“再見”。

從當時正在擴建的虹橋機場起飛，我離開了我的家園，飛向更遠更遠，遠到地球另一端的“遠方”。那時飛機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飛過遼闊無比的太平洋，整個旅途要二十幾個小時。到了異邦，兩眼一抹黑，一切從頭學起。學說話、學開車、學端盤子打工、學自己做飯，等到遇見猶太裔的漢肯老太太，又跟著她學做生意：從國內進口羊絨毛衣。

剛開始真的不容易，許多細節，許多障礙，每一張訂單都有無數預想不到的問題。為了出口創匯，國內的廠家非常堅韌，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樣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織造的工藝一再調整，為了趕船期全廠上下連夜加班……那種工作態度和效率，時常讓漢肯老太太驚嘆。

當她把柔軟、輕薄，做工精良細致的羊絨毛衣成品拿到手上，驚嘆之余，才明白那片土地不僅并非她想象的那樣荒涼，更充滿了鶯飛草長的活力，布滿了無限商機。于是，她決定送我回國。

1995年春天，我從紐約直飛香港，再轉往廣州，參加第七十七屆春季“廣交會”。

那時的廣交會堪稱花城最盛大的節日。展館門外，賣小吃的攤販和倒賣攤位的“黃牛”吆喝聲此起彼伏，大學生們排長隊尋求當翻譯的機會，星級大酒店也擺開了陣勢賣盒飯。廣交會場館里數天內人潮洶涌，川流不息，成交額以百億美元計。全球的商家朝著低端廉價的“中國制造”紛至沓來的同時，很多中國企業卻已不再滿足于世界低端產業鏈上加工車間的地位。這一屆廣交會一樓辟出了重點展區，兩百多個展位，全是高附加值的國內名、優、新品牌商品。在這里，我第一次見到后來聲名鵲起的“鄂爾多斯”牌羊絨毛衣，從款式設計到編織工藝都可圈可點——“中國制造”從此不再單純依靠廉價搶灘，國際市場上的“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嶄露頭角。

廣交會結束之后我飛回桂林。哥哥手里提著板磚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單位的車，一大家子人浩浩蕩蕩來接機。我這個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著左看右看；姑父和叔叔舅舅們一個勁兒地追問今天想吃什么？我帶回去的東西也是稀罕的，姐妹們翻開我的行李箱逐件檢視……

可我終究還是要走的。這一次送我，不在火車站的站臺上了，改到機場的候機廳，還是烏泱泱幾十號人。我在大雨中走向飛機，哭得抬不起頭，因為還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來是什么時候。

四

目光短淺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絕沒有料到就在不遠的將來，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這種“君問歸期未有期”的集體焦慮會被迅速消解。

先是絕大部分國內的家人都有了電話，國際長途的電話費也著實便宜下來。聯系方便了，千山萬水間阻隔人的感覺就沒那么強悍。然后學校中國同學聯誼會的活動卻多了一項過去從未有過的活動：歡送畢業生學成歸國，“國內機會”和“美國就業”的比較迅速成為我們這些預備碩士、博士生們之間的熱點話題。

“海歸”們陸續回國大展身手之際，中國快速提升的綜合實力也向世界重新定義著“中國”形象，帶來全球范圍內“漢語熱”的興起。2004年，我接受圣·彼得大學的教職，負責設立該校“古典與現代語言文學系”的漢語課程。

在大學的講臺上，面對那些膚色各異的臉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講漢字結構，講李白的唐詩魯迅的小說；在百老匯的劇場、加州的葡萄園，講“廣州十三行”的聯保舊例和清末徽商“匯通天下”的理想……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靜水流深，成為我在異邦安身立命的依靠。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無垠，而回家的路卻迅速縮短。從前讀詩讀到“天涯若比鄰”，只感慨王勃胸襟開闊，氣度宏大，意境曠達。天涯就是天涯，迢遙就是迢遙，迢遙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鄰”？

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鄰了。隨著中美之間文化、教育領域越來越深廣、越來越頻繁的交流互動，我因公回國的機會漸多。多到自己的筆下再也沒有了化不開的鄉愁，多到當年火車站臺上、機場候機廳內浩浩蕩蕩的家人接送場面再也不會有。姐妹們利用長假期動不動來一趟“說走就走的旅行”，國內國外，游山逛水，見多識廣，對我回國的行囊逐漸失去了瓜分的興趣。

而回國之于我，也不再是獨自一人飛來飛去。陪新澤西州政府的商務代表團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帶；陪加州農業協會的代表團去廣東，去福建……“經濟特區”逐漸模糊了嚴格的地域劃分，到處都在發展，到處都可以發展，“自貿區”“免稅港”為外來投資提供越來越高效、便捷的貿易環境。帶著孩子們回桂林、回南寧，高鐵往來只要四個多小時；甚至連帶她們回到閩西山區已經成為“世界物質文化遺產”的永定土樓，也易如反掌，二級公路已經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邊……

“二十一世紀始于中國的1978年”，英國知名學者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斷，如今已是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的共識。而我腳下自己生命的旅途，也始于中國的1978年。四十年來無數大事件波瀾壯闊的演繹，成就了億萬中國人個人生活軌跡的由近及遠、脫貧致富，成就了中國作為一個體量龐大的經濟體的世界影響力。

當所有“遠方”的時空概念因此而被壓縮，當一本美國刊物用中英雙語發出“中國贏了”的贊嘆，炎黃子孫不論身在何處，與故土故園之間，都不再有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