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遠遠超過個人生平的記錄囿限，以作家自己的話來說，這部厚重的大作是 “歷史在一個人身上的反映”。

作品的編寫自1852年至1869年。全書共八卷，回憶錄的大部分文章都曾陸續在赫爾岑創辦的刊物 《北極星》和《警鐘》上登載，后又在倫敦、日內瓦等地刊發單行本，成書編排不完整、不系統，事件錯亂，但赫爾岑并不打算修正時間線，也不打算調整結構、規范主題，他覺得 “這都是事實”，寫下的那一刻，就是最真實的內心。

我們讀到：赫爾岑家族的日常生活，八面玲瓏的參政官，古怪的“化學家”，總是板著臉的父親，勞作不息的仆傭們；老頭兒斯捷潘諾夫，戰爭期間為了生存，賣了一些莊園的木柴，遭到主人的懲罰，至死忠心耿耿；渴慕新潮進步，向往一望無際的汪洋（不管有無彼岸），勇于嘗試，敢于反叛的年輕人們；初萌的戀情，羅曼史，私奔，締結秘密婚姻，彼此的誓言，愛與奉獻；流放，西伯利亞，組織革命，失敗，友情的背離與異化；四處流亡，與秘密警察周旋，辦刊，出版，論戰；與國內形勢的聯系，與各色人物的交道，與各種思想的接觸……因為是“我”，感情飽滿，非常動人。

赫爾岑的書寫皆立足實處，而筆墨之所向，靈活到難以描述。愛之所苦，情之所系，思之深潛，論之犀利，敏銳的感受，激烈的反應，這是一顆勃勃跳動的靈魂，他對高貴與虛偽、對驕傲與卑鄙，有著極致的表達，而又完全不涉粉飾、不作教條，這是真實的“一個人”所能到達的境界。因為“我”之存在，“我”所打下的深深烙印，這些文字不管在什么時候被人閱讀，總會激起讀者的感動，所以經典，所以不朽。

在“我”的基礎上，才能理解何謂“歷史在一個人身上的反映”。這個“我”有著“人”之共性，有著“人”之普遍性，有著生而為人的閃閃發亮的東西。這個“我”也有著獨特性。赫爾岑的周圍集結了一批歐洲當時激進的思想家，借助赫爾岑的主觀描寫，與某種不可言喻的戲劇性，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廣闊、真實、入木三分的圖像。

對于恰達耶夫，尼古拉一世宣判他是“瘋子”，而赫爾岑說《哲學書簡》是黑夜中的槍聲；“別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躍、最容易激動、最富裕辯證精神的勇猛戰士”，而斯坦克維奇“不僅理解力強，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調和矛盾”；加里波第具有“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經沙場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領袖的本色”，通過與馬志尼的長期交往，赫爾岑展現了意大利革命者更多的、更復雜的層面與內部斗爭；斯圖亞特·穆勒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個人自由作了有力辯護，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則被赫爾岑定義為“藍胡子式的丈夫”的暴力威權；赫爾岑對羅伯特·歐文滿懷同情，赫爾岑認為，對歐文的認識，應當歸結為：“理性觀念和精神獨立是否與國家意識并行不悖？”

少年赫爾岑與友人奧加遼夫一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宣誓，“我們要為我們所選擇的斗爭獻出我們的一生”。青年赫爾岑對人和人類，對追尋個人的自由、現在的自由有著深刻的信仰，這在尼古拉一世統治下的俄國難以實現，因此他不得不遠赴異域。中年赫爾岑是一個成熟的、充滿斗志、意志頑強且依然虔誠地致力于社會重建事業的人，將熾烈如焚的激情傾注于一系列的政論、批評與隨筆。

赫爾岑在清楚認識、逐漸深入西方的過程里，也在不斷尋找直面真理的勇氣。在他對西方的吸收與批判中，我們能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性，還有其理念的未完成性。赫爾岑曾經不止一次地稱自己是革命的 “堂·吉訶德”，正因為如此，明知自己投身的社會理想距離實現無限遙遠，而奮不顧身、一往無前，這里面包含的熱情和真切的痛苦，是“一個人”全部的付出。

（《往事與隨想》[俄]赫爾岑/著，項星耀/譯，四川人民出版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