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術學院建院一百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央美術學院周令釗等老教授回信，著重提到了美育工作問題，對美育作出了明確、系統、深入的闡述與部署。具體而言，闡明了一個新的思想，肯定了三個以往的工作方略，提出了兩點新的要求。

在以往的討論中，包括美術教育在內的藝術教育和美育之間的關系是一個聚訟不已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指出“美術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塑造美好心靈具有重要作用”，把這個問題表述得很清楚了——兩者之間是母子項的關系，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不存在質的差別，即包括美術教育在內的藝術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專業藝術教育培養的是德藝兼備的藝術工作者，而社會主義美育培養的建設者與接班人也應道德修養與藝術素養兼備。

堅持立德樹人，遵循美育特點，加強美育工作，這三個工作方略的首次集合出現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其中，“加強美育工作”是在文件的標題中明確提出的，“立德樹人”是作為工作總體要求與根本任務提出的，“遵循美育特點”是作為工作總體要求與基本原則提出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重申了這三點，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美育工作的關注以及對推進美育工作的堅定立場與明確態度。

扎根時代生活，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強美育工作”提出的兩個新要求。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平衡，既包括人民物質生活水平與精神生活水平之間的不平衡，也包括社會高雅藝術產品提供與人民審美接受能力之間的不均衡。直觀當下，藝術市場中搞怪獵奇、趣味低下、制作粗糙、內容浮淺、創作雷同，一味強調感官刺激，滿足人一時耳目之娛的“藝術產品”不在少數，孔子所厭惡的“紫之奪朱”“鄭聲亂雅樂”（《論語·陽貨》）的現象依然存在。其肇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藝術供給側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側方面的原因。按照經典接受美學家的理論認識，“在作家、作品和讀者的三角關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動的因素，不是單純作出反應的環節，它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因此，我們認為，在當前的藝術市場語境中，作為受眾的人民對藝術作品的主動接受與消費，為藝術作品的創作、傳播提供了動力，從而讓藝術作品更有生命力。從藝術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當下藝術作品的品質、風格等也是受眾接受和消費的結果。不僅對藝術產品如此，對創作者也是如此，“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經過此番討論，我們會發現“加強美育工作”“扎根時代生活”至少具有兩重深刻含義：一是藝術創作者要扎根人民火熱的生產生活，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而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進而創作出有力量、溫暖人、鼓舞人、啟迪人、具有高美育價值的精品藝術；二是藝術工作者要扎根人民的精神生活，開闊人民的審美眼界，提升人民對精美藝術的鑒賞、品味與享受能力，讓欣賞精品藝術成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期待與剛性需求，引導人民過上高尚的精神生活。同時，人民對高尚藝術消費的普遍需求會成為一種強大的驅動力量，激發藝術家的創作熱情，賦予藝術家創作靈感，從而不斷創作出“三精合一”（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造就一個文化鼎盛的輝煌時代，再塑一個尚美崇德的高貴民族，建成一個強盛文明的禮儀之邦。

“中華美育精神”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本次回信中提出的一個內涵豐富的新概念。我們認為，它應包括“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禮記·王制》）的“四教”思想，包括儒家“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的君子教育觀念，以及近代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等。這一概念的現實意義在于，提出了“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思想，我們認為其必將成為改進我國美育工作，推動美育實踐發展的思想指引與行動指南。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在中國美育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信中提出“扎根時代生活”“弘揚中華美育精神”等觀點，是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進美育教學”，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之后，關乎我國美育事業發展全局的又一重要指導性思想。準確把握信中提到的重要美育思想，對加強和改進我國美育工作、推進新時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系統深入地研究和闡釋信中提到的重要美育思想的豐富內涵與學理邏輯，是完善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美育體系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