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3歲的羅貝托·波拉尼奧站在墨西哥城的甘迪書店里，這是少數幾家很不明智地免費讓愛書人看書的書店之一。他在讀一篇題為《再次拋棄一切》的宣言。宣言號召詩友們效仿詩人蘭波，為文學放棄一切——真正的詩人應該走出咖啡屋，與神槍手、孤獨的牛仔、煩人的超市顧客等這些為數眾多又各自為政的人們打成一片。

第二年，這位日后成就大名的智利作家打點行李，和好友桑迪耶戈相約離開墨西哥。他領了兩個雜志社給付的文章稿酬，買了張機票到歐洲。此后近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做過洗碗工、服務生、碼頭裝卸工、垃圾處理工、夜間看門員、季節性短工、接待員等，并一度染上毒癮。然而，即使是干著這些最“卑賤”的活，他依然玩命似地堅持寫作詩歌。

直到1992年，四十歲的波拉尼奧得知自己的肝病日趨惡化，甚感所剩時日無多。于是徹底打破自己在宣言中的承諾，放棄詩歌寫作，決定轉而集中精力寫小說。原因無他，因為希望能靠出版小說掙錢來改善家庭狀況，為兒女們留下一點遺產。他把自己關在巴塞羅那附近的一間屋子里，閉門不出。相伴的只有菊花茶、無盡的香煙，以及永不停歇地寫作。

七年后出版的小說《荒野偵探》，終于為他贏得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自此，波拉尼奧或許已然欣慰地感到給孩子留一筆遺產的愿望實現在即。然而，他生前多半沒有想到，自己會在短短幾年間迅速成為西班牙語和英語文壇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評論界更是把他和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等文學大師相提并論，并稱他為“當今拉美文壇最重要的作家”。

在詩作《一條通往文學的小徑》中，波拉尼奧曾自我調侃道:“我夢想我是一個年邁多病的偵探，去尋找那些已經迷失了很久的人們。有時我偶然看向鏡中，認出了羅貝托·波拉尼奧。”日后，他果然寫了冠以“偵探”之名的《荒野偵探》。然而，關于偵探，我們在故事中絕對不會比書名本身看到更多，因為小說的主人公是兩個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詩人，唯一和偵探有關的是，他們在尋找另一個消失多年的詩人。

顯然，小說展現的只是大量關于詩人、詩歌、作家和文學等內容的“大雜燴”，而這正是波拉尼奧和他那一代人的青春印記。1953年4月，他生于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遷居墨西哥城，不久輟學，以在書店里蹭書看進行自我教育。1973年，他自許為托派分子，受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影響，坐大巴一路向南，返回智利參加革命，扶助薩爾瓦多·阿連德危在旦夕的社會主義政府。未幾，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阿連德總統慘死，他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獄八天。獄警中有兩人恰為其同學，他因此獲救。

逃回墨西哥后，波拉尼奧很快與志同道合者成立了小團體“現實主義以下”詩歌運動，立意反對“官方文化”及其代表、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他們多次出擊，擾亂帕斯的朗誦會，席間以怪叫哄場，甚至向帕斯潑葡萄酒。然而，沒過兩年他終究還是離開了墨西哥，個中原因恰如他多年后回憶中所言:“在墨西哥，我過著非常‘文學’的生活。被作家們包圍，處在不是作家就是藝術家的世界。我渴望在文學之外生活。”

雖然已在醫院輪候肝移植的名單上排到前列，但波拉尼奧最終沒能撐到救命的那一天。2003年的7月15日，他因肝衰而逝，身后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三部詩集。在不少評論家看來，僅《荒野偵探》和他生命最后五年耗盡全部心血寫下的絕唱之作《2666》，便足以讓他晉身拉丁美洲經典作家行列。

如此評價，或許并不是波拉尼奧所樂意見到的。事實上，作為拉美文學界的叛逆者，他對眾經典作家嗤之以鼻，對“魔幻現實主義”更是極為不屑，他譏笑馬爾克斯“過分熱衷于結交總統和大主教”，稱略薩是個“馬屁精”，而伊莎貝爾·阿連德充其量只是個“三流作家”。當然，他同時也承認自己受到過科塔薩爾的影響，并且非常推崇博爾赫斯。

究其實，波拉尼奧的叛逆未必是刻意的標新立異。在他生活的時代里，拉美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魔幻現實主義所賴以存在的根基已然被抽空: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跨國毒品交易這些邪惡的新面孔取代了軍事獨裁者、敢死隊和政治迫害。獨裁者、妓女、族長、鬼魂之類的幻象，更像是販賣某種異國情調的陳詞濫調。

波拉尼奧應運而生，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當代知識分子，作品也無關家族史、拉美政治等宏大嚴肅的史詩性題材，而帶有更多的游戲趣味。然而，他的獨創和偉大卻無可置疑。有鑒于此，西方媒體給予他這樣的評價:波拉尼奧的天才不僅在于他的寫作能力上，還在于他從不遵循拉美作家的寫作范式，他的文字充滿想像力，并且是超越國界的，像折射拉丁美洲土地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