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航 羅曉光 攝

曉航是當下中國城市敘事的重要作家，作為一直生長于城市的“60后”，他無疑深諳城市內在的丘壑肌理，深切了解其間的種種生態、各色人物。也許恰恰因為太熟悉，他反而喜歡避實就虛，拋開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呈現，常以想象力搭建自己的城市空間，這個空間映照著現實城市，這里當然有世俗的生存經驗，更有他看重的城市的存在與文化經驗。

曉航的小說與他本人一樣，充滿了“異質與獨特”的元素。作為理工科出生后又從事貿易的他，似乎游離在文壇之外。從他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 《師兄的透鏡》中即可發現，寫作于他而言更像是一場精神的思考與探討游戲，他也不同于接受了中外文學系統教育的作家那樣諳熟寫作的種種門道，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結構自己的小說，也因而無所顧忌，別有新意。

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長篇《游戲是不能忘記的》依然延續了曉航的城市敘事，在由環保、游戲、科幻、技術共同建構的城市里，他展開了自己對于城市存在的想象與描摹，借由一座城市的重建，呈現了對于城市生存之本的思考。

記者：問題從標題中的“游戲”二字開始，韋波創造的新離憂城，“游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游戲”。看上去你似乎強調的是“游戲”的意義，但事實上小說的內容卻指向了它帶來的種種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傳統意義上的善來拯救。為什么設置的是“游戲”？它本身的內涵和外延應該有讓你選擇它來成為新城規則的原因。

曉航：這個問題我從兩個層面來回答，第一，接地氣地說，選擇離憂城的內容是游戲，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好玩，一個充滿游戲、可以在游戲中生活的城市我沒有見過，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樣子。第二，相對一點說，游戲精神恐怕是人類具有的一種本質精神，人對于游戲的渴望來自靈魂深處，其實就是對自由與解放的渴望，也是對于打破人類自身局限性的渴望。這就是我選擇游戲的原因。

記者：城市敘事，這是你小說的一個標簽。這部小說依然如是，其間包含著城市生態、金錢利益、人工智能等等，我們當然可以從中找到現實城市的某種映照，但如你所說，你因為現實主義不如生活本身豐富而對于其有某種排斥。然而，作為一個生長于北京的人，你其實深諳城市的種種丘壑肌理，所以選擇現代主義或者說超現實主義是某種意義上尋求更大的真實嗎？更甚者，在此基礎上對城市的哲學思索？

曉航：我對現實主義的認識確實是有一個過程，年輕的時候對于現實主義創作相當不以為然，因為現實的豐富性遠遠大于現實主義創作本身，這個難題是明擺著的，可以沒什么人思考或者說大家都回避這個問題，更沒什么人想辦法解決，作為理科生我受不了這種自欺欺人。但是，從2012年起我開始寫長篇，我對現實主義的看法有所轉變，覺得現實主義創作當中的一些優點必須學習，比如對于人物的塑造與刻畫，我原來寫小說，從來不顧忌這些，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愛誰誰，什么這那的，我爽就行。

當然，我現在對現實主義創作的批評性看法依然沒有太多改變，我覺得人必須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自己所運用的創作方法被一些朋友叫做“智性寫作”，大致就是用現實的磚搭建一個非現實世界，但是這個非現實世界是直指現實世界的。我這么做從2001、2002年就開始了，主要就是為了對現實進行超越，就是想解決我上面提出的那個難題，這其實也應該是其他藝術門類的某種傳統性做法，就是主觀想盡辦法超越客觀，這樣文學藝術才能發展，而不是被簡單地局限住，如果甘于被客觀局限，就干脆別干這行了。

至于我表達的城市確實與其他人完全不同，骨子里我覺得是我對城市的體驗更深刻，認知更完整一些，因為我全部的生活經驗都來自城市。不同于那些進城的、打工的、市民化的、民俗化的城市小說，我的小說既關注世俗的生存經驗，更關注存在與文化經驗，這也許就是你說的追尋更廣泛的真實以及對城市的哲學思考。說白了，有些小說是在城市里待的時間短的產品，我的小說則是在城市里待的時間長的問題，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隱形的哲學基礎的問題，光年頭長肯定也不行，還得學會從哲學的角度看問題，得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記者：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城市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是煥新—游戲—惡的滋生—善的救贖，乍一看這不是一個新的設計。但我想你應該有自己的考量，為什么最后是凌駕于人之上的“超級計算機”系統產出的“好人”代表的善拯救了這個新城？“善”和“道德”在你這里仍然是城市的重要準則。

曉航：你描述的城市建構過程很對，實際上，我很少看小說，我這樣結構小說，只是我自己邏輯思考的一個結果。至于為什么超級計算機會讓系統產生好人對城市給予拯救，我的邏輯是這樣，因為在最賺錢的“坑人游戲”系統中產生不了好人，“坑人游戲”是一個逐利的體系，它的所有興趣就在于坑人，并且因此產生利潤，這個系統運行下去的話，好人是要給團滅的，讓這個系統自我抑制、自我拯救是不現實的，因為大家還是要掙錢的，所以我設計了一個外部系統，給“坑人游戲”注入一個正面因子，由那些系統產生出來的“好人”，用善和道德去對抗那些坑人的、全然逐利的傾向，善與道德的重生是我對于離憂城最大的渴望。

記者：有評論認為你這樣的設置其實是你的理想主義，佐證了你對于城市的情感。事實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書寫與情感？確實有一種理想主義一直在影響著自己的創作嗎？

曉航：毫無疑問，我一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既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悲哀，理想主義當然影響著我的創作，我終生不會放棄它。

我和城市的關系是異常緊密的，我生活在城市中，所有的親朋好友、社會關系都在這里，我跟隨著城市的發展而發展，看著它日新月異、欣欣向榮，也看著它越來越骯臟，越來越臭氣熏天。我愛它、恨它，卻永遠無法離開它。我沒有什么歸隱情結，也不想出國，只想在我所在的城市終老，即使它有時不時空氣不好，有化學食品，有難喝的水，但是我還會長久地待下去，直到和我的愛人垂垂老去。這個城市會在可預見的未來一直向前，作為城市的表達者之一，我會在整個生命的歷程中謳歌它，批判它，為之痛苦為之歡樂，為之汗顏也為之自豪！

記者：談談人物。韋波這個利益至上的野心家和商人，趙曉川這個邊緣人一樣的人物，他們二者的對應關系是這部小說里最重要的一種，他們各自代表、牽系了城市的不同人群，最終也是因為趙曉川認同超級系統的“善”，并由此影響了韋波。能不能闡述下這兩個人物的意味？

曉航：這兩個人的關系實際上體現了我對城市、對人的一部分理解。他們倆是發小，從小就是好朋友，但是他們的路完全不同，韋波利欲熏心，兢兢業業，最終功成名就，成為城市的創造者。趙曉川則是一個“loser”，他一味地逃避、奔跑，不愿意承擔壓力和責任，但是他對于城市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洞悉，他也很聰明，能想盡辦法活下去，混個溫飽，而且在渾渾噩噩之中竟然成為城市中自由的偶像。這兩個人道路完全不同，個性也不同，想法也不一樣，但是很奇妙的是，他們竟然是朋友，能互相傾聽，互相接納，互相幫助，關鍵時刻還能挺身而出。其實，這種關系的設置體現了一個城市的廣大、包容和善意，人與人之間可以完全不同，但是這不妨礙他們是朋友。我所在的城市，有一部分人是講性情的，不那么功利的，他們不在乎你有沒有錢有沒有權，只在意你是不是跟他投脾氣，是不是朋友。很多時候，有人會批評那個城市的人，你們看他們成天吊兒郎當的，也不那么努力，他們則會說，累不累啊你？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擁有一種相對豁達的生活態度。

記者：有評論認為你的這部長篇，以“純文學”的標準來看，也存在語言泥沙俱下、敘事欠缺收斂和節制等問題，說你喜歡歐陽鋒式的十八般武藝，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掠過一切，而不是在某個細微的角落流連忘返——與我們通常所在意的“深度”相比，你更在意“廣度”。關于這個問題你是如何回應的？這其間應該有你的文學觀。

曉航：這是一個好問題。我和行超探討的這個問題，她的大致意思是，我小說中有很多點都比較有意思，只是我一般都會迅速滑過去，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她認為我應該在這些點上深挖一下。我當時的回答是，我喜歡《天龍八部》里慕容世家的武功，叫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有一次慕容復化裝成一個西夏武士和段譽動手，瞬間使了六十四種門派的武功，那種形式化的東西是我極為向往的。我的打法基本上也是這樣的，心中有很多武功招式，打起來的話不拘一格，隨便揮灑，珍珠翡翠白玉湯一般用在一起。其實，那些東西我都是花很長時間研究過的，別人看到了可能非常感興趣，想多了解，可是對我來說是用得比較熟了，就一帶而過。總體來說，行超希望我深入一些，她說的是縱向，而我更喜歡像一只鳥一般掠過整個世界，我喜歡橫向。

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聽到很多人的觀點和行超很類似，我已經開始在想，也許大家的看法是對的，我應該注意一下，在該深入的時候認真深入一下，但是應該在哪里停留，在哪里深入呢？這個我現在還完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