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有個遺憾，就是沒有學會日語，不能用日語直接與日本朋友談心。其實，巴金很早就開始學習日語，但因種種原因，三起三落，沒有學成。

第一次，是在成都，十六七歲。他說： “我兩個叔父在光緒時期留學日本，回國以后常常談起那邊的生活。我對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頗感興趣。后來我讀到魯迅、夏丏尊他們翻譯的日本小說，對日本文學發生愛好，又開始自學日文，或者請懂日語的朋友教我認些單字，學幾句普通的會話，時學時輟，連入門也談不上。”

第二次，三十歲，為了學習日語，自費去日本留學。他說： “1934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幾個月，先是在沈從文家里做客，后來章靳以租了房子辦《文學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去了。我認識曹禺，就是靳以介紹的。曹禺在清華大學做研究生，春假期間他和同學們到日本旅行。他回來在三座門談起日本的一些情況，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興趣。這年七月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同吳朗西、伍禪他們談起，他們主張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認為這樣學習日文比較方便。正好他們過去在東京念書時有一個熟人姓武田，這時在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教中國話，他可能有條件接待我。吳朗西 （不然就是 《小川未明童話集》的譯者張曉天的兄弟張易）便寫了一封信給武田，問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個叫 ‘黎德瑞’的中國人，還說黎是書店職員，想到日本學習日文。不久回信來了，他歡迎我到他們家做客。” （《巴金全集》20卷61頁，《關于 〈神·鬼·人〉》）

1934年十月六日， 《文學社》出面為巴金餞行，魯迅茅盾也來歡送。那天魯迅很高興，說了許多日本風土人情，也說到有些中國留學生因為語言不通而鬧的笑話。魯迅對巴金說，到那邊文章也要多寫。巴金問他，聽說先生要去日本休養，為什么還沒去？魯迅笑道：將來再說吧。談到有些作家被捕，他們心情很沉重，也很憤怒。

巴金去日本留學時，沒用筆名、也沒用原名李堯棠，或字芾甘，而用化名黎德瑞，這是為什么呢？他說：“我改名換姓，也不過是想免去一些麻煩。早就聽說日本警察厲害，我也作了一點準備。為什么叫 ‘德瑞’呢？1934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陸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時，常常聽見陸孝曾講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辦什么事。伍德瑞是鐵路上的職工。我去日本要換個名字就想到了 ‘德瑞’，這個名字很普通，我改姓為 ‘黎’，因為 ‘黎’和 ‘李’日本人讀起來沒有區別，用別的姓，我擔心自己沒有習慣，聽見別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記答應。我住下來以后，果然一連幾天大清早警察就跑來問我：多少歲？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慶的字眼！或者結婚沒有？經過幾次這樣的 ‘考試’，我并沒有露出破綻，日本警察也就不常來麻煩了。” （《巴金全集》20卷 581頁，關于 《長生塔》）

那么，巴金所說的 “麻煩”，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有兩點：一是1931年 “九一八事變”后，巴金寫了大量譴責、批判、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文章；二是巴金已發表 《滅亡》 《家》《霧》 《雨》 《電》等大量作品，在中國文壇如日中天。用筆名巴金去日本留學，必然會引來日本警察、憲兵、特務的騷擾和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們的注意，既不安全，也無法安心學習日語，所以起個化名，這樣就可以免去一些“麻煩”。

巴金到達橫濱時，武田夫婦帶著兒女，全家打著歡迎 “黎德瑞”的小旗來迎接。武田是個老實人，但他信佛，而且很虔誠，每天早晚都要念經，還不時到海邊拋撒供物，在家里驅鬼、禁食。巴金對他的迷信很反感，說：“開始寫 《鬼》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載，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君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里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巴金全集》20卷614頁，關于 《神·鬼·人》）

巴金由橫濱搬到東京，住在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 （簡稱中華青年會），對這里的生活學習環境比較滿意。他說： “在東京我住在中華青年會宿舍里面，一個人一間屋，房間不大不小，陳設簡單，房里有個兩層的大壁櫥，此外還有一張鐵床，一張小小的寫字桌和兩三把椅子。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一間課堂，白天有一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在這里舉行兩次演講會。我初來的時期杜宣、吳天他們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 《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里聽得見響動。樓下還有食堂，我總是在那里吃客飯。每天三頓飯后我照例去散步。

“中華青年會會所在東京神田區，附近有許多西文舊書店，可以說我每天要去三次，那一家店有什么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的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里。……買了書回來常常看一個晚上，卻不怎么熱心學習日語了。不過我還是到樓下辦公室報了名，聽陳文瀾講日語課。我記得是念一本島木健作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他的講解還不錯，只是我缺少復習的時間，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還不曾學好日語。回想起來，我實在慚愧得很。” （《巴金全集》20卷617頁）

巴金愛讀書，愛買書，住在神田，如魚得水，但好景不長，1935年四月，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到東京訪問，日本警察開始 “大掃除”，拘捕可疑的中國人。

四月六日凌晨，在溥儀到達東京的前一天，警察闖入巴金的住處，查抄書信，并將巴金帶到神田警察署審訊。巴金說： “他們在我的答話里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 ‘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從凌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巴金全集》20卷619頁）

值得慶幸的是，日本警察沒有發現巴金用的是化名，否則很可能被驅逐出境，押送回國。

這是巴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抄家、抓捕、審訊、關押，極大地傷害了他的人格尊嚴和民族自尊心，他不想繼續留在日本，對日語也失去了興趣。恰巧這時吳朗西、伍禪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讓巴金回去當編輯。巴金本來計劃在日本留學一年半，但只住了十個月，就提前回國。

第三次，巴金已年逾古稀，又開始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日語講座，學習日語，但因年事已高，體弱多病，著述繁忙而中斷。

巴老雖然一直為沒學會日語而耿耿于懷，但畢竟下過苦功，而且是童子功，到了晚年，還能用日語全文背誦武者小路實篤的 《致幼小者》。閱讀能力也很強。1977年八月，井上靖到上海，贈巴老 《桃李記》，其中有懷念老舍的文章 《壺》。巴金在日記中寫道：九月一日，當夜發燒，咳嗽漸劇，十一點半前睡。睡不著，翻了翻井上 《桃李記》，看到 《壺》，讀了一遍，感想甚多。九月二日，到機場送中島、井上，與井上談讀過 《壺》后感想。另外，我給巴老當翻譯時，看他的表情，回答問題的速度，就知道他能聽懂不少，但說比較困難，主要是不習慣，張不開嘴，所以巴老說，至今 “不能用日語直接同日本朋友談心”。

有一次閑聊，巴老問我用什么日語辭典，我說以前用商務印書館的《日漢辭典》，現在用我母校大連外院編的 《新日漢辭典》。這本辭典詞量大，釋義精準，新詞多。巴老說，詞量大、新詞多的辭典才好用。又說：大連這個地方懂日文的人多。六十年代訪日時，給我們當翻譯的劉德有、安淑渠都是大連人……

巴金不僅是偉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譯家，懂英文、法文、俄文和世界語，也學過德文、意大利文、日文、朝文、越南文，有 《巴金譯文全集》十卷，約三百余萬言，但由于年輕時 “失去了學習日語的勁頭”，在他的譯著中，日本文學作品很少，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 《春月之死》和 《憶春月》兩篇短文，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 《骷髏的跳舞》 《國境之夜》和 《首陀羅人的噴泉》三個劇本，而且不是從日文直接翻譯，是從世界語轉譯的。

年輕的巴金未能如愿在日本完成留學，使我們失去了一位日本文學翻譯家，不能不說，這是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