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文化市場上的汪曾祺作品集層出不窮，他的 “粉絲”也越來越多。但大多數人似乎仍把汪曾祺理解為所謂的 “最后一個士大夫”，比如他對詩詞書畫的精通，對傳統美食的熱愛。汪曾祺當然具有傳統知識分子的某些精神氣質，然而，這很可能只是我們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在他身上罷了，而真正的汪曾祺則不經意地被忽視了。

在汪曾祺的小說中不難發現，他對 “士大夫”實際上是有批判的。在他的筆下， “士大夫”往往是被揶揄和諷刺的對象。 《金冬心》正是這類小說的一篇代表作。

和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冬心》是以古代人物為主角組織情節，敷衍成篇。金冬心即金農，是清朝著名的書畫家， “揚州八怪”之一，可謂典型的文人士夫。但小說中的他卻和傳統的士大夫形象大相徑庭。小說并未刻畫他的文人情懷，而是先寫了他的 “無聊”：

他剛從杭州掃墓回來。給祖墳加了加土，吩咐族侄把聚族而居的老宅子修理修理，花了一筆錢。杭州官員饋贈的程儀殊不豐厚，倒是送了不少花雕和莼菜，壇壇罐罐，裝了半船。裝莼菜的磁罐子里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夠老是飲花雕酒喝莼菜湯過日腳么？開玩笑！

值得玩味的是，金冬心的 “無聊”并不是由我們在古代文人的敘述慣例中常見的傷春悲秋或懷才不遇造成，而是由物質欲望的不滿足造成的。通過寫這種為物質所困的 “無聊”，汪曾祺一開始就打破了傳統文化對士大夫“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想象，把他們和物欲糾纏在了一起。這種互相糾纏的關系貫穿在整篇小說的敘述中，起到了為士大夫 “祛魅”的效果。

“祛魅”還表現在小說中金冬心與袁子才的一段交往上。小說中寫金冬心為了獲得經濟利益， “叫陳聾子用烏木做了十張方燈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書畫……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賣”。誰知袁子才以南京人不能“別其妍媸”為由將燈退回，反給金冬心弄來十部 《隨園詩話》，讓替他 “向揚州的鹺賈打秋風”。金冬心對此很是惱火，認為袁子才俗不可耐：

他順手把《隨園詩話》打開翻了幾頁，到處是倚人自重，借別人的賞識，為自己吹噓……哈哈，竟然對畢秋帆也揄揚了一通！畢秋帆是什么？——商人耳！鄭板橋對袁子才曾作過一句總評，說他是‘斯文走狗’，不為過分！

這段描寫再次顛覆了人們對文人的生活想象。在傳統的敘述中，文人士夫的精神產品的交換往往是神圣的。因為它是彼此引為知己的兩個人傳情達意的媒介。這個交換過程不能沾染一丁點兒銅臭氣。但金農和袁枚的交換卻沒有絲毫 “雅”的成分。相反，這里的 “交換”是明顯的經濟行為。說白了，金農和袁枚都把自己的精神產品當成了 “商品”和牟利的工具，其中不僅沒有知己間的理解和默契，反倒埋藏著兩人關系破裂的種子。汪曾祺沒有按照文人之間的想象性關系來刻畫他們，而是把他們設定成 “經濟人”，即現實生活中相互沖突的利益主體。

事實上，借助美術史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情況在士大夫群體中相當普遍。高居翰在 《畫家生涯》一書中通過研究不同畫家的創作經歷，為我們展示了文人士夫是如何把自己與整個文化市場聯系起來的。他們的藝術動機并非完全出自主觀情感，而是受制于各種經濟事務或者人情應酬，甚至會因畫債太多而雇人作畫。湊巧的是，高居翰發現金農恰恰從事過這種雇人作畫的勾當。因此，士大夫的生活并不 “純粹”。精神世界并非他們唯一的棲身之所，他們也會把自己的才能變成一門生意，心安理得地做一個實用主義者。

就這篇小說而言，值得玩味的還有金冬心對這種生活的態度。雖然他已經卷入了這種俗務，但看到袁枚和商人來往時，又覺得俗不可耐，罵他是 “斯文走狗”。這種 “五十步笑百步”暴露出金農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對利益的近乎瘋狂的追求，一方面又標榜自己 “士大夫”的清高孤傲。

緊接著，汪曾祺更深入地描寫了金農與世俗生活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揭開了 “士大夫”身上的神秘面紗：

他把陳聾子叫來，問問這些天有什么函件簡帖。陳聾子捧出了一疊。金冬心拆看了幾封，都沒有什么意思，問： “還有沒有？”

陳聾子把腦門子一拍，說： “有！——我差一點忘了，我把它單獨放在拜匣里了：程雪門有一張請帖，來了三天了！”

“程雪門？”

“對對對！請你陪客。”“請誰？”

“鐵大人?！?/span>

“哪個鐵大人？”

“新放的兩淮鹽務道鐵保珊鐵大人?！薄皫讜r？”

“今天！中飯！平山堂！”

“你多誤事！——去把帖子給我拿來！——去訂一頂轎子！——你真是！快去！——哎喲！”

金冬心開始覺得今天有點意思了。

從 “無聊”到 “覺得今天有點意思”的契機是程雪門和鐵大人的出現。程雪門是頭號鹽商，鐵大人是朝廷官僚，他們給金農的精神狀態帶來的改變意味著，能使金農振作起來的無非是錢和權。但在士大夫的信念中，“道統”第一，錢權則是糞土，所以孟子說 “大丈夫”要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金農的表現完全不符合這種信念，對于錢和權之象征的程雪門與鐵保珊，他趨之若鶩，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給他提供庇佑，使他名利雙收。小說中借賓客之口道出了這種利益之所在：

“雪門今天請金冬心來陪鐵保珊，好大的面子！”

“聽說是鐵保珊指名要見的?！?/span>

“金冬心這時候才來，架子搭得不小！”

“看來他的字畫行情要漲！”

金農即便是丹青圣手，其才能也無法靠自身來凸顯，而是必須靠大人物的吹捧才能增值并獲得額外的文化意義，這就是布爾迪厄所說的 “象征資本”。當然，作為回報，他也必須把自己的才能變成大人物的工具。小說的最后一個情節，即 “飛紅令”表現的正是兩者之間的這種互酬關系。這一情節并非汪曾祺杜撰，而是源自清人陸長春 《香飲樓賓談》的一則筆記：

錢塘金壽門先生農客揚州。諸鹽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 “飛紅”為觴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眾客將議罰。商曰： “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嘩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 “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北娬埰淙?，先生誦之曰： “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北娨韵壬┣?，始各嘆服。其實乃先生口占此詩，為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饋之。

這個故事的本意顯然是表現金農的才思敏捷。但在汪曾祺的小說中，它把對文人士夫的贊譽變成了對他們“幫閑”習氣的一種諷刺，這無疑把原先的主題深化了，讓我們看到了比人們對士大夫的想象更深刻和復雜的世態人情。

小說的結局是金冬心因為替程雪門 “解圍”而得到了一千兩銀子。金冬心終于獲得了他想要的一切，但這整個過程卻是以不斷背叛自己的士大夫精神為代價的。金冬心罵袁枚是“斯文走狗”，卻沒意識到自己也是同道中人。所以小說最后陳聾子才奇怪：“他這是罵誰呢？”

其實，這種對士大夫的拷問是汪曾祺小說中持續存在的一種力量。對民間生活的親近使汪曾祺從不認為廟堂文化就一定尊貴無比。當人們把汪曾祺當成 “最后一個士大夫”時，時常忽略了他本身對士大夫文化的批判與反思，而這很容易把汪曾祺變成一個 “小作家”，而不是一個對潮流精神有所探問的思想者。今天，汪曾祺被文化市場包裝成“渾身靜穆”的 “美食家”、 “書畫家”，然而，只有重新注意到他 “金剛怒目”的一面，或許才算得上是對他全面的理解和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