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伯爾出生在敘利亞一個海濱村莊卡薩賓的一戶農民家庭。十幾年后，他進入大學學習哲學，取了一個希臘神話中美少年的名字——阿多尼斯，發表詩歌作品，成為當代阿拉伯語詩歌的代表人物。日前，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來到中國，將參加由中國作協和魯迅文學院主辦的第三屆魯迅文學院國際寫作計劃的系列活動。

童年經驗與詩歌寫作

阿多尼斯與詩歌的緣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代，給他重要影響的是父親。阿多尼斯童年的生活環境非常艱難，稱得上是赤貧：沒有電、缺少水，基本的生活物資都非常有限。離家最近的學校，步行也要一個小時才能到。到了13歲，阿多尼斯還沒有進入學校讀書。但身為農民的父親教授阿多尼斯學習阿拉伯語，給他講解阿拉伯的古代詩歌，也讓他理解了《古蘭經》。對于阿多尼斯而言，父親就意味著一切，“沒有父親，我就什么都沒有”。

童年的生活雖然貧窮，但阿多尼斯是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長大的，他從中理解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對于自然的理解與生長于其他環境的人對于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對我來說，一棵樹有時就像一個女朋友；有時又像一個敞開的家，下雨時可以去躲雨，樹木讓我受到蔭庇。天空是透明的，我們有時整個晚上什么都不做，就是躺著看星星，仿佛伸手就能向星星致敬。這種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只是一種浪漫關系，而是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中的花草樹木都是人身體和四肢的延伸”。阿多尼斯的詩歌中常見的大海、天空、星星、樹、風、黎明、黃昏等與自然有關的意象，應該就來源于童年與自然相處的經驗。

成長于自然的經驗也影響到阿多尼斯探索內心和寫作的方式，他認為，一個詩人內心中深刻的東西應該是更加接近自然或者鄉村的，而不是城市。年輕時，他曾經有過這樣的矛盾：在鄉村時對城市充滿了憧憬或夢想，希望能夠遷移到城市中生活；但到了城市后又發現，城市并不如想象中那樣美好，反而有很多丑陋的東西，對于阿多尼斯來說，城市的夢想更多地代表了那些并不美好的東西，由此阿多尼斯意識到了現實與夢想、想象之間的矛盾。

從村莊走向法國學校

1944年，因為在總統面前朗誦了自己創作的愛國詩歌，少年阿多尼斯得以接受國家資助，進入城里的法國學校讀書。在青少年時期，阿多尼斯既受到傳統阿拉伯文化的浸染，又通過學習法文，接受了西方教育，阿多尼斯自稱，“從村莊走向法國學校，是我走向另一個世界的起點”。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為阿多尼斯打上了精神底色，并影響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阿多尼斯發現，在媒體上或學校里傳播的阿拉伯傳統文化與自己小時候了解的阿拉伯傳統文化是有出入的；小時候與父親一起讀的阿拉伯詩歌，與周圍朋友在學校里學到的阿拉伯詩歌也不一樣。他注意到，學校里教授的阿拉伯詩歌，要么是歌頌贊美權力的，要么就是純粹個人化的愛情詩，而父親帶他讀的詩歌題材遠比這些要豐富深刻得多。阿多尼斯稱其為“對于傳統的再發現”。他對傳統的再發現不僅僅體現在詩歌層面，還體現在思想層面，如對伊斯蘭文化遺產中“蘇非主義”（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等思想的了解。在這個過程中，阿多尼斯發現了阿拉伯傳統文化中沒有被官方展現出來的另一種深度，這種再發現也深刻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

在了解西方文化之后，阿多尼斯能夠進一步以全新的眼光審視阿拉伯傳統文化，包括傳統詩歌。在閱讀了西方超現實主義詩歌后，阿多尼斯發現“蘇非主義”與超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他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將法國詩人蘭波稱為“東方的蘇非主義者”；還曾經寫過一本關于蘇菲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著作，揭示二者在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藝術上的相通之處。另外，波德萊爾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永恒和瞬間的關系，也曾經是阿拉伯大詩人艾布努瓦斯詩歌中常見的主題；還有馬拉美對語言的使用方式，與阿拉伯詩人艾布泰馬姆也很相似。

阿多尼斯曾說過：“我的祖國是阿拉伯語”，流連于阿拉伯古代詩歌和文化的豐厚遺產之中。他也毫不諱言，自己對阿拉伯文化持一種批判態度——并非是說阿拉伯文化毫無價值，而是需要重估阿拉伯文化。在著作《穩定與變化》中，阿多尼斯就談到，阿拉伯思想文化中的穩定妨礙了前進，阿拉伯人需要發現文化中曾經被邊緣化的“變化”的因素，這才是其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部分。所謂的重估阿拉伯文化，用阿多尼斯的話說，就是“阿拉伯世界需要重讀自己的古代遺產，把文化和宗教從政治和權力的解讀中解放出來”。

將自己流放

阿多尼斯生于敘利亞，有黎巴嫩國籍，20世紀80年代之后，又長期定居在巴黎。在阿多尼斯的詩中，反復出現“離開”“流亡”“遷徙”的意象：“詩人啊，你的祖國/就是你被逐而離去的地方”；“不要把流亡地當作祖國，流亡地只是流亡地，其獨特之美正在于此”。詩人似乎對于這種行動情有獨鐘。

在《祖國與流亡地之外的另一個所在》一文中，阿多尼斯寫道：“我生來即是流亡者，我的第一個真正的、持續不斷的流亡地正是我生于斯的祖國和長于斯的文化。”對于阿多尼斯來說，這種“流亡”、“離開”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情感意義上的——“把自己從阿拉伯落后保守的文化中流放出去，或者哪怕生活在落后保守的環境中，也要在思想上將自己流放出去”。他說，任何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都很難對今天的阿拉伯社會感到滿意。當今的阿拉伯社會，仍然信奉著過去的中世紀的思想，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品是完全西化的。生活的表面和本質有一種矛盾，表面上是現代化的，而本質上又拒絕產生這種現代化的思想和原則。對于真正的思想者來說，很難認同這樣的環境，所以有必要把自己從這樣的環境中放逐出去，這是一種自我放逐，即使身在環境之中，也與之保持一種疏離、一種格格不入。阿多尼斯賦予“流放”“遷徙”“旅行”等詞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就如阿拉伯古代詩人艾布泰馬姆有一句詩歌寫道：去到一個新的環境，才會更新自己；也如他自己所說：“我要成為我自己，就應該把自己從這個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國外，而是流放在這個流亡地內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語言內部。我應該在祖國與流亡地之外，創造另一個所在。”

指向未來的詩歌

在1992年倫敦當代藝術學院舉辦的“詩歌未來”研討會上，阿多尼斯在演講中談到了詩歌與時間：“詩歌沒有時間，詩歌本身就是時間”，“時間可以用詩歌來解釋”。

阿多尼斯所說的詩歌和時間的關系，指的是詩歌與歷史、現實和未來的關系。在采訪中，他舉例說，當我們談論阿拉伯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阿拔斯王朝時，我們談論最多的都是阿拔斯時期的重要詩人，如穆太奈比、艾布泰馬姆等，很少有人會記得與這些偉大詩人同時代的哈里發是誰，人們要到詩歌中去尋找這些哈里發的名字。從這個角度說，歷史是詩歌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阿多尼斯說，偉大的詩人不會是歷史的隨從、仆人，不會是歷史的影子，他們創造了歷史，他們是超越歷史的。我們不會通過歷史事件去了解詩人和詩歌，相反，特別是在今天，我們需要從詩人和詩歌的角度去審視歷史。他所說的詩歌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而是上升到精神層面，泛指一種審視的眼光。

阿多尼斯認為，一切偉大的創作都是超越現實，指向未來的。今天，人們還在閱讀荷馬、但丁的作品和古巴比倫的史詩《吉爾伽美什》，人們還在談論這些詩歌，因為這些詩歌傳達的都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思想，一種改變的、超越的思想。在阿多尼斯看來，“詩人不是為了唱和某個原有的思想，或為了響應外界的召喚而寫作”，所謂的忠實的寫作是沒有價值的，寫作的目的是改變，不是忠實。一切偉大的詩歌，偉大的文學、藝術都是如此，它們代表的不是守成，不是固守某些理念，而是指向未來的超越和改變。“看一部詩歌或者藝術作品，與其問這個作品代表了什么樣的方向，我們更應該問這個作品的價值是什么，它怎樣發現了人的價值，怎樣發現了未來的價值，它是否為開辟未來創造了可能性。”

確信 疑惑 提問

“確信是幼稚的，它只知道自己是懷疑的對立面。/所以它無法達到生活的水準/——作為童年或老年、初始或終結的生活。”阿多尼斯的詩歌中，經常對“確信”持一種批判或嘲諷的態度，而對于“疑惑”和“懷疑”卻時常表示肯定。他還會在詩中、演講中不斷提出問題，卻并不給出答案。

對此，阿多尼斯解釋說，這與阿拉伯文化有關。在他看來，傳統的阿拉伯文化是建立在答案而非問題的基礎上，一切東西都有答案，人們可以從宗教中、從教科書中……從各種地方找到答案，一切答案都是現成的、容易的，就是沒有問題。但阿多尼斯認為，人的力量不在于答案，而在于提問，只有發現不足才會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就旨在改變，旨在超越。從更廣的角度即人與存在的關系來說，人的存在也應該建立在提問的基礎上。從這一點來說，疑惑和提問指向思考，是人有價值、有力量的表現。

具體到詩歌，阿多尼斯認為，詩歌絕非讀者和其他任何事物間的中介，不會向讀者提供什么答案。詩歌更是一種力量，能讓讀者回歸自身，將他越來越深入地引入內心世界，讓他向自身、向世界提問，并自己去發現問題的答案。“與其說詩歌是文學，不如說它是火焰。”這火焰應該是激發思想的火和放眼世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