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在抗戰救亡時代背景下，魯迅藝術學院應運而生。她創作大量優秀作品，激勵人心、鼓舞斗志，匯聚四萬萬中國人眾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80年改天換地，13億多中國人正奮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路上，我們回顧中國文藝光榮傳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弘揚民族精神和奮斗精神，書寫偉大史詩。

——編 者

魯迅藝術學院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文藝發展史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站在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救亡圖存的時代潮頭，滿懷必勝信心，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以筆為槍，勇敢地為人民高歌，為抗戰怒吼，創作了大量史詩性的經典之作

創建新文化是現代文化史發展的必然

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化、文藝發展史，不能不研究魯迅藝術學院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價值，必然要論及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中國近代文化、文藝發展史。

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具有近代愛國主義思想、反殖民反封建的士大夫倡導維新變法和文學革命，主張辦學堂、廢科舉，講新學、廢舊學，興西學、廢經學，出現了啟蒙國民的文化運動。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走上帝國主義歷史階段，致使中國資產階級的文化斗爭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奴役文化與中國封建文化勢力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1919年“五四”以后則不然，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支生力軍之所以強大而興旺，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進一步衰敗，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毛澤東語）。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旗幟鮮明錚錚有力地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這個國家將按照歷史唯物論分階段發展，當時階段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深邃而又精辟地論證“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之間辯證統一關系，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是“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文化”。

革命大時代鍛造文化生力軍

1927年，由于大資產階級的背叛，對革命進行大“圍剿”、大屠殺，毛澤東同志概括為兩種反革命的“圍剿”，即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同時招致兩個“深入”：軍事“圍剿”招致“農民革命深入”，紅軍北上抗日；文化“圍剿”招致“文化革命深入”，“一二·九”青年學生運動爆發。故兩個“圍剿”都一敗涂地。

國民黨反動派兩個“圍剿”失敗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大屠殺的深重災難，中國共產黨堅決而勇敢地站在抗戰前沿，與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延安成了全國的抗戰中心。淪陷區、國統區大批革命青年、文化青年來到延安，形勢迫切需要建設一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抗日的文化生力軍。毛澤東同志認為五四運動的文化新軍，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作用。在當時，面對抗日烽火，人民呼喚更具戰斗力的抗戰文化新軍。因此，毛澤東與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提議在延安創立魯迅藝術學院，沿著魯迅開辟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向著動員民眾奮發抗日，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奮勇前進。

魯迅藝術學院籌備工作迅速展開，全國各地文學、藝術界文化名人以及東西南北血氣方剛的文化青年和學生，踏破千山萬水，跨越險境大壑，巧破特務監視、追殺，沖破敵人封鎖、抓捕……紛紛來到抗日的革命圣地延安，走進民族解放、救亡圖存大時代的藝術運動。茅盾來了，冼星海來了，賀綠汀、呂驥、何其芳、陳荒煤、周立波、嚴文井、孫犁、江豐、蔡若虹、王式廓、張庚、袁文殊、王濱、水華、舒強、吳曉邦以及麥新、安波、馬可、李煥之、王大化、古元、華君武、王朝聞等一大批文學家藝術家也先后到來了，他們在戲劇、音樂、美術、文學各系及其所屬各專業組織擔任重要工作。

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成立時，毛澤東同志又親臨大會，要求魯迅藝術學院“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致力于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藝術事業”。魯迅藝術學院在毛澤東同志的關懷領導下，迅速發展成為民族解放大時代貫徹實踐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培養新民主主義文學藝術人才的搖籃，魯迅藝術學院的名字迅速傳遍解放區，傳遍全國。從1938年到1945年，魯迅藝術學院為黨和人民培養了一大批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他們繼承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在黨的領導下，在艱苦抗日戰爭歷史時期，培養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的文化生力軍。他們中的一批人，在戰火中成長為人民作家、人民藝術家，他們的名字永駐億萬百姓的心田。諸如賀敬之、穆青、馮牧、陳涌、時樂蒙、鄭律成、羅工柳、王昆、孟于、成蔭、劉熾、張魯、丁毅、秦兆陽、黃鋼、康濯、莫耶、黃準以及“山藥蛋派”的馬烽、西戎……

他們走進抗日烽火，走進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創作了大量歌頌人民的優秀作品。他們是一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力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生力軍，建設新民主主義新文化的生力軍。人民已經將魯迅藝術學院的名字永世鐫刻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豐碑上；歷史已將魯迅藝術學院對當代中國文化、文藝發展的奉獻銘刻在中國文化史上。

抗戰救亡歌振奮四萬萬人民

魯迅藝術學院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文藝發展史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同志的直接關懷領導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站在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救亡圖存的時代潮頭，滿懷必勝信心，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以筆為槍，滅敵人威風，長人民志氣，頌揚人民子弟兵之威武，勇敢地為人民高歌，為抗戰怒吼，創作了大量史詩性的經典之作。

從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在敵后戰場，無處不高唱魯迅藝術學院推出的節奏昂揚、氣勢澎湃的戰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在密密的樹林里……在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這一首《游擊隊歌》堅定果敢，自信樂觀，節奏歡快、旋律優美，鼓舞了千千萬萬個抗戰“神槍手”在山壑、在林海、在雪原、在地雷戰、在地道戰、在青紗帳、在蘆葦蕩、在白洋淀、在洪湖戰斗，唱得千山萬水舉槍抗戰，唱得四萬萬兒女同仇敵愾。這些革命的歌、戰斗的歌，給了戰士以民族精神和民族血性。

前有日寇“大掃蕩”，后有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大規模封鎖、切斷給養供應，勢必要加重陜北地區老百姓的負擔。毛澤東同志要求邊區所有機關、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生產自救，減輕百姓負擔。黨中央領導率先垂范，毛澤東自種湖南的辣椒、蔬菜，周恩來帶頭架起紡車，朱德背著糞筐拾糞積肥……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一二○師三五九旅王震率領部隊鉆進荊棘叢生、狼豹出沒的荒原，屯墾開荒。從1941年到1943年，兩年時間，人工開荒26萬畝，讓荒山改變了模樣，年收成糧食近40萬斤，養豬5600頭，牛羊遍青山，再不見往年荒蕪的黃龍山，卻出現了陜北好江南的南泥灣。短短兩年時間，部隊自給率達到百分之百。延安度過了無糧吃、無被蓋的極端困難歷史階段。毛澤東高興地為王震題詞——“有創造精神”，并命名三五九旅為“發展經濟先鋒”。同年，魯迅藝術學院的秧歌大隊，浩浩蕩蕩，奔赴南泥灣，為戰士們用汗水、血水澆灌出來的“陜北好江南”而高歌。艾青、蕭三、田方等詩人、作家，為南泥灣精神吟詩作賦。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南泥灣》是歌舞表演《挑花籃》中的主要唱段：“陜北的好江南，鮮花開滿山……又學習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此歌舞，是魯藝秧歌隊赴南泥灣三五九旅駐地慰問演出的節目之一。當場受到王震旅長和三五九旅戰士們的熱烈歡迎，很快傳遍軍營和整個延安，不久又傳到各解放區，還傳唱到淪陷區、國統區，廣大人民歌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頌揚偉大的毛主席，夸贊“三五九旅是模范”，稱頌“陜北的好江南”……唱得家喻戶曉，舞得喜氣洋洋，唱出了人民子弟兵為減輕人民負擔“又學習來又生產”，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不懼任何艱難困苦的崇高形象。

魯迅藝術學院的歌劇、戲曲、版畫同樣成就顯赫。1945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而創作演出的歌劇《白毛女》，迅即在解放區、敵后各根據地、各軍區和野戰軍各劇社連臺演出，場場轟動，臺上臺下同心共鳴，熱血沸騰。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喚起戰士們的階級覺醒，激起戰士們的血性剛毅。戰士們懂得作戰就是為天下受苦人求解放，這是解放軍戰士的崇高使命。毛澤東同志曾對有戰斗性的革命歌曲給予高度評價，說一首優秀革命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而一臺具有鮮明價值觀的優秀戲劇呢？《白毛女》中趙大叔一段歌詞：“東家住高樓，佃戶們來收秋……這一場秋風能躲過，難逃那臘月鬼門關”，讓戰士們每逢年關思念家鄉，擔憂年邁的父母“難逃臘月鬼門關”……追根溯源，“臘月的鬼門關”是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反動派統治的結果，要讓父老鄉親渡過“鬼門關”，就要推翻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反動派的統治。

魯迅藝術學院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中國近代文化、文藝發展史上，繼魯迅為旗手的第一支文化生力軍之后，毛澤東同志親自倡導建立的魯迅藝術學院，按照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革命精神，再建共產黨領導下一支體現新民主主義文化精神的新型文化生力軍。他們按照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辯證統一關系，遵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藝理論，深入人民群眾，深入抗日前線，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奮戰。他們勇敢站在人民抗戰的第一線，深入生活，精心創作出一大批時代的、人民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精神、民族氣魄的經典傳世作品《白毛女》《黃河大合唱》《南泥灣》等。同時，還創作了一大批反映民族解放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諸如《兄妹開荒》《李有才板話》《夫妻識字》《小二黑結婚》等，對中國近現代文學藝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奠定良好基礎。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按照形勢要求，遷赴東北，在佳木斯繼續辦校，連續辦了七期學員班，后來由于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魯迅藝術學院辦學遭到破壞，難于繼續，按照上級指示，暫時化為四個文工團、一個音工團，為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繼續講學并為前線服務，創作了許多新作品。遼沈戰役勝利后，各文工團和音工團遵照指示，匯合于沈陽，迅即恢復了“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并設立戲劇部、音樂部、美術部，同時，保留魯迅藝術學院音工團、文工團，培養了一大批新的文藝人才，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們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老一輩文藝家一道為中國近代文化、文藝建設與發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貢獻。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榮譽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