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戀歌：從〈詩經〉到李商隱》 川合康三 著 郭晏如 譯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詩詞一直是海外漢學界研究的熱點，海外學者的研究不僅推進了中國古典文學在域外的傳播，也為我們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視角。一些學者努力嘗試著去貫通殊異的文化背景，往往能從一些我們自己早就習焉不察的現象中尋繹出新鮮雋永的意味。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國的戀歌：從〈詩經〉到李商隱》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川合康三是日本漢學界名流，這一次，他從愛情這個人類共通卻又很難溝通的話題入手，涵泳中國古代的戀愛文學，盡管考察的時限僅截至唐代，卻涵蓋了詩歌、神話、辭賦、小說等多種文體，試圖既從中發現“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國獨特的要素”。

超脫于單一的文化背景，使他對李白、陶淵明、魚玄機的看法別出心裁

全書最別開生面的片段，正是從 “世界文學”的立場出發，對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學傳統時時加以審視比照，特別著重評述了中日戀愛文學之間的異同嬗變，從修辭技巧、內容主旨乃及傳播接受等多個角度著眼，深入淺出地考較評析這些作品同工異曲而又各出機杼的特色。

作者論及漢樂府《上邪》中羅列了眾多匪夷所思的自然現象，諸如“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等等，以此宣示矢志不渝的情意，就說像這樣通過講述不可能的自然現象，來表達希望戀情持續的修辭手法，在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就開始大量出現，是日本戀愛文學所擅長的，在中國同類作品中倒是比較少見，從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在表達感情上的不同。在介紹唐代女詩人魚玄機時，不僅提醒讀者留意森鷗外的小說《魚玄機》，還特意指出她在《情書寄李子安》里抒寫對戀人的懷念，“像這種有特定的某人對某人的思念的詩，在日本的相聞歌里司空見慣，可是倒不如說相聞歌是特殊的，過去西歐和中國的情詩，都不是特指，而是普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魚玄機的詩是珍貴的例子”。

有時候即使并未明確言及參照的對象，在解讀中也時常呈現出新穎獨特的視角。在討論陶淵明的《閑情賦》時，作者就擺脫了以往用道德標準來加以衡量的窠臼，特別強調賦中反復鋪陳個人愿望無法達成的憾恨，指出懷著妄想卻實現不了的滑稽，“是陶淵明獨有的怪異感”，而在中國古典文學的譜系中，類似陶淵明這樣“把失意的男性當作中心非常罕見。這種失意不是深深的絕望，而包含著自嘲和揶揄”。在評析李白《玉階怨》中“玲瓏望秋月”時，則指出因為語序的自由和曖昧，反而極大地拓寬了“玲瓏”所指涉的范圍，“不僅月亮’玲瓏’，眺望它的女子也‘玲瓏’，進而不僅是女子，在這以前提到的‘玉階’‘白露’……女子和她身邊的一切都蘊含在‘玲瓏’當中”，由此使得作品的意蘊更趨豐富深永。這些別出心裁的分析評斷，雖然仰賴于敏銳而細膩的文學體驗能力，恐怕也和作者超脫于單一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從廣闊的視野去考察“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學”，也會造成過度詮釋

不過在作者娓娓道來，涉筆成趣之際，有時也難免略有疏失錯謬。比如在介紹西晉詩人孫楚將悼亡之作出示給友人王濟時，他順帶說起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號就來自和這兩人有關的“漱石枕流”的故事，“這不在《世說新語》里，而是《晉書》卷五六《孫楚傳》的記載”。其實“漱石枕流”一語最初正見于《世說新語·排調》篇，《晉書》的相關記載也是源出于此。夏目是日本的國民作家，川合舉這個例子想說明中日文化的共性，而其中出現偏差，則說明他討論時對中國文獻有疏忽。

作者在努力貫徹其初衷——既從中發現“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國獨特的要素”——之際，有時還不免偏執一端，過分注重“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而相對忽視了“中國獨特的要素”。

比如在討論阮籍《詠懷詩》中“昔日繁華子”一篇時，他就對其在整個《詠懷詩》中的意義感到困惑。詩作從安陵君、龍陽君此二人的角度出發，表達了“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的深切期盼，川合康三不解的是，《詠懷詩》的特征是思緒百般搖擺，但都是內省和思辨性的詩。相比之下，“昔日繁華子”歌詠的歡愉在 80多首《詠懷詩》中確實顯得格外特殊。不過，親歷紛亂的阮籍在創作時本就習慣隱約其辭，此詩表面上雖然表現安陵君與龍陽君之間的愛戀，可其主旨恐怕正如前人所推斷的那樣，“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王，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行將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文選》五臣呂延濟注）。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直就存在著以男女戀情來喻指君臣關系的悠久傳統，阮籍也深深沉浸在這一傳統之中，此詩不過是由此承襲衍生的一個變例而已。作者竭力要從以往的解讀模式中掙脫出來，將其視作單純表現其二人愛戀的作品，似乎缺少了對這一古典文學傳統的同情之理解。

作者特別注重從廣闊的視野去考察 “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學”，可有時過猶不及，也會造成過度詮釋。比如在研讀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時，盡管提到清人馮浩曾認為此詩是“寄內”之作，但他也明確意識到，“在日本，有‘北の方’這種指妻子的詞，但在中國似乎并沒有這樣的意思。從寫作的時期來看，說是送給妻子，也有不妥當的地方”，可知無論從語言習慣還是從詩人行蹤來看，“寄內”說都缺少確鑿無疑的佐證。可惜兜兜轉轉糾結了半天之后，他卻依然認定“‘北’這個曖昧的說法，似乎也暗示著對方是密不可宣的異性”，推測詩人寄贈的對象應該是某位不知名姓的神秘女子，潛意識中大概仍受到日語使用習慣的影響而以彼律此。將此詩視為“寄內”之作固然不足憑信，轉而指實為寄贈給另一位私下愛慕的異性，似乎更是虛無縹緲而顯得牽強附會，反不如近人俞陛云所說的那樣，“詩本寄友，如聞娓娓清談，深情彌見”（《詩境淺說》），解說雖然平實無奇，恐怕更可信據。探尋“共通的要素”，本來是藉此參照比較，以便更好地理解“獨特的要素”，可一旦畸輕畸重，甚或本末倒置，卻很可能事與愿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