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8年5月，冰心先生的《三寄小讀者》發表于文革后復刊不久的上海《兒童時代》雜志，是《寄小讀者》55年、《再寄小讀者》20年后，年屆80高齡的冰心再次為孩子們寫的10篇通訊。仿佛是一種暗合的語境，她對孩子們說：“小朋友，記取，春天來了！”

（《三寄小讀者》封面）

一場聲勢浩大的撥亂反正，在兒童文學界拉開了序幕，短篇小說率先扮演了攻城拔寨的角色。王安憶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曹文軒的《弓》，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等，一時之間百花齊放，一批又一批熱誠而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兒童文學新人逐漸成長。他們中還有張之路、鄭淵潔、周銳、曹文軒、梅子涵、高洪波、沈石溪等，這些名字陸續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熱火朝天的兒童文學報刊中。

（《少年文藝》封面）

《少年文藝》《兒童文學選刊》《東方少年》等期刊的出現，不僅讓今天已屬一線的兒童文學作家憑借短篇作品嶄露頭角，更讓當時一批先鋒派年輕作家找到文學實驗的舞臺。而鄭淵潔，這位出生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作家，他寫的《童話大王》至今賣了3億冊，創造了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

（“童話大王”鄭淵潔）

鄭淵潔說：“我從1978年開始寫童話，今年已經40年了。早晨4點半起來寫作，寫到6點半，這樣寫了32年。”經歷過文革的鄭淵潔，特別感謝父母給予的民主家庭環境。“爸爸媽媽都是解放軍，因為他們的出身不好，所以在教育他們的孩子的時候，就通過身教告訴孩子：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尊重，不應該受歧視。”

進入九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受到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大眾傳媒和新興文化消費的增長，受眾關注點的轉移，應試教育“題海戰術”對孩子們的束縛，使剛剛綻放的兒童文學受到了嚴酷的擠壓。

（兒童文學評論家方衛平）

浙江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兒童文學評論家方衛平說：“九十年代，純粹嚴肅的兒童文學創作受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挑戰和擠壓，作品的發行量開始下跌。1996年，我參加了第三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評獎工作，19部獲獎作品，印數在8000冊以下的占了11種，2000冊的為4種，這樣的發行數字，對中國這個具有龐大兒童讀者群的國度，意味著什么？兒童文學的影響力、傳播力都受到了新環境的影響。90年代發生的一切，是有令人沉重的一面的。”

上世紀90年代，對于整個中國文學生態來說，是中長篇的時代。兒童文學也悄然發生了一場變革。孫幼軍的《怪老頭兒》、張之路的《第三軍團》、沈石溪的《狼王夢》、秦文君的《男生賈里》、曹文軒的《草房子》等中長篇作品紛紛問世。

（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

從1997年出版至今，《草房子》各個版本累計印刷近300次，總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成為改革開放40年來現象級的出版個案，不僅代表了中國兒童文學的一種走向，更是市場經濟下一次純粹藝術堅守的成功。

21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開始進入一個風光期。兒童圖書消費量逆勢上揚、急劇增長，市場上也迅速成長起來一批專業的兒童文學出版發行公司，兒童文學作家更是躋身作家富豪榜前列，家長們也不會再認為兒童文學是可有可無的“閑書”。這樣的機遇既是作家們的福氣，也是兒童文學發展的水到渠成。

今天的中國，擁有3億兒童，童書消費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如何塑造高尚的情趣和純真的品格，這需要一種書寫未來的文化自覺，這也將是一次美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