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男，漢族，1961年生，山西偏關人。中共黨員。1983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1986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獲四川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同年參加工作，歷任《批評家》雜志編輯，山西省作協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山西省作協秘書長。2002年調中國作協工作，歷任辦公廳副主任、《文藝報》總編輯。現為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十年流變——新時期文學側面觀》《批評的策略》《魯迅的文化視野》《魯迅與陳西瀅》《獨白與對話》《我愿小說氣勢如虹》《敘說所有》《千面足球》《魯迅還在》《文字的微光》等。主編《新批評文叢》《魯迅演講集》《中國大西部長篇小說叢書》《2005中國短篇小說新選》《人說山西》大型旅游文化叢書、《魯迅箴言新編》及《文藝報》“文學新力量”叢書等。1992年獲首屆華北區文藝理論評獎一等獎，2002年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新時期文學也走過了同樣的歷史，而且它的起點甚至更早。新時期文學以最新的證據證明，在社會時代轉型期，文學總是可以領風氣之先。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全方位發展，巨大的變革，迅猛的發展，開放的姿態，從最初的努力融入，到后來的全力追趕，到現在的全面超越，我們都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更是書寫者。但我們現在越來越感到，文學與現實之間，內容更加豐富，情形也更加復雜，人們又重新開始思考現實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

社會主要矛盾和文學創作的反映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表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判斷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是中國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特征。

1956年，黨的八大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社會主要矛盾做了又一次概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如果我們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我們看待當代中國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依據，如果我們同時又認為優秀文藝創造是作家藝術家對自己時代的真實反映，是時代生活的一面鏡子，那么，借用這樣的概括去回看當代文學的發展，也可得出一些認識上的結論。

我個人以為，建國初期的社會主要矛盾概括中反映的中國現實，在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印證。如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人們很快產生了迅速改變為現實的要求，即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迅速改變先進的工業國。“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成了人們的理想。而這些，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和反映。如馬烽的《我們村里的年輕人》（1953年）、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年），直到1959年，柳青的《創業史》問世，達到了集大成地步。同時期其他代表作家的作品，都是表現當代中國農民特別是優秀農村青年，如何帶領大家建設新農村，標志就是傳統農村能夠出現工業化的因素，等等。

可以說，柳青、趙樹理等作家的創作形象生動地詮釋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反映人民群眾對國家現狀的認識和未來前景的展望。這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集中體現。但我們同時還應看到，柳青趙、樹理小說之所以成為經典，這些作品的生命力之所以在今天還依然葆有，還在于，他們創作的作品并非只是簡單地圖解政策。他們真實反映社會矛盾，反映人們觀念上存在的偏差以及因此引起的斗爭，反映了個人的愛情婚姻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發生的悲喜劇。這就是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

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開放成了一個時代的新主題。簡單的“工業化”已經不是目標，“物質+文化”的需要是方向和潮流。于是，描寫這種社會發展趨勢，表現人們因此在觀念上、情感上發生的變化成了新的文學潮流。應該說，新時期文學從開始到后來很長時間，都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不是說作家按照《決議》創作，而是說文學創作表現出來的主題和形象，與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變化，在基本面上，在根本處發生了呼應。

今天回過來看，新時期文學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彌足珍貴的作品，也留下了很多值得繼續討論的文學話題。在異常活躍、日新月異的文學思潮中，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引來不少討論。種種思潮中，也有作家把目光盯在了國家發展與人民命運的“重大主題”上，路遙就是其中一位。

關于路遙創作的成就，他的作品價值，我個人以為將來還會討論下去。他在西北小城，思考著遠不屬于他的認知范圍的問題。而他思考的問題，又與個人及其周圍世界密切關聯。1980年，在給自己的老師曹谷溪的信中，路遙為自己弟弟參加招工擔憂而寫道：“國家現在對農村的政策有嚴重的兩重性，有經濟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廣義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碼可以說顧不得關切農村戶口對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這造成了千百萬苦惱的年輕人，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構成了國家潛在的危險。這些苦惱的人，同時也是憤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將限制在土地上，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厚夫《路遙傳》P133）此后不久，路遙就在《收獲》雜志上發表了中篇小說《人生》。我以為路遙信中的自述，就是小說最好的評論。當然更可以說，路遙的小說就是他對現實人生的思考結果，就是他對個人與國家，個人命運與時代發展之間關系的文學表達。他寫了一個與自己、與自己的弟弟命運相似的人，同時也寫出了當時的“千百萬”中國農村青年的命運。《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更大的創造，他寫得很真切，就是努力走出去與現實卻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也要抗爭的主題。這個問題在今天的現實應該說早就“過時”了，高考、打工、參軍，農村青年想走出去已不是本質問題，農村空心化倒是問題。但《平凡的世界》里的文學形象，卻不會因時事改變而淡化。

路遙的創作，特別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當時即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路遙把“文化”廣義地定義為“精神文明”，是一種準確的把握。無論是高加林還是孫少平兄弟，不正是“物質”之上還要“文化”，文化則意味著走向更大世界的現實訴求么。柳青、趙樹理小說里的青年把理想放在了沿著合作化道路前行，樂于在土地上奮斗，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農村青年已不能滿足于此。孫少平是留在土地上的青年，但他的內心還有更高的理想和奢求。

今天，我們面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它們其實就發生在我們周圍，產生在我們自己的現實生活中。面對一個更加復雜中國，我們的文學做了什么？這是一個一個的真問題，同時也是創作者面臨的文學問題。我們今天強調現實主義，面臨的復雜性和可能性，面對的考驗（創作時）和檢驗（問世后），比以往要大得多，復雜的得多，難以“服眾”得多。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其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地位和價值，可能都需要一定的歷史間隔期來驗證，就像柳青路遙的作品在今天煥發生機，趙樹理的創作成為文學史家愿意反復討論的問題一樣，后來的影響仿佛比當時還大，或者說專業的人們開始為他們正名。我們對今天作家作品的判斷一樣有一個同時代眼光受限制的問題吧。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文學在繁榮發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現大作品，出現可以全景式展現一個時代的生活畫卷，反映一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書寫一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觀念變遷的大作品。我們也同樣需要從文學作品中讀出足以感動“千百萬”人的文學形象。至少，在文學形象的塑造上，在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人物畫廊上，今天的文學還是很不夠的，不解渴的。

我不會去制造一種結論，認為今天的文學比不上從前。歷史的條件，文學的環境，生態，甚至連發表出版的渠道都根本改變。不過，如果說前兩個歷史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我們都可以找到足以體現它們的作家作品，甚至可以舉出其中代表性文學形象，那么今天，至少在我們要尋找時還存在一定困難，還不能舉出大家共同認知的文學形象。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在對時代精神的把握上，在對現實題材的理解、融化和鮮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總體上似乎并沒有體現出時代優勢。

沒有文化上的優勢就無法實現“高于生活”的目標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氣象萬千，包羅萬象。創作的題材無比豐富，無論是一條大江還是一條小溪甚至一滴水，都可以是作家表現的對象，無論是哪一種題材，都能找到一定范圍的讀者。關鍵的問題是，作家還能不能在文化代表一個時代的高度，在思想上能不能體現出特殊的深度，在觀察上能不能表現出職業的敏銳，在藝術上能否展現出專業的魅力？創作所表達出的觀念、思想，抒發出的情感，對于“千百萬”讀者，這些已經在專業上自有一套，審美上嚴重分化的“千百萬”，如何產生集中，或者說更廣泛的吸引力？當我們用“分眾化”來概括今天的審美潮流的時候，似乎也為我們的作品影響力受限找到了一點可慰藉甚至心安理得的理由。

我以為，今天，我們仍然需要強調生活對作家創作的重要性，同時還要強調作家對生活的認識能力，把握能力，概括能力，表現能力。

隨著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社會公眾國際往來的見多識廣，人們對文化生活的多方面要求，人們審美觀念、審美要求的分化，同時，也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網絡通訊的日新月異，專業分工的不斷細化，任何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的專業化程度極速提高，作家了解、認識生活，把握生活，表現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提出了太多的難題。沒有文化的充分準備，想要表現出或一領域的生活，都會變成一個難題。今年是紀念徐遲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40周年，我們紀念這部作品，更應該從中尋找啟示。新時期之初，知識就是力量是全社會認知的口號。當一個作家去寫一個數學家的時候，集中去寫他在學術上苦苦追求，把生命奉獻給自己的事業，印合了一種時代的呼聲。歷史發展到今天，如果我再去寫一個科學家，想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寫比新聞報道更豐富、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內容，單純的道義歌贊已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如果一個作家可以理解到專業領域的深層次內涵，可以把科學精神貫注其中，甚至可以用專業的口吻去討論專業的問題，又能使深奧的專業知識因此大眾化，社會化，文學化，那可能才可以寫出具有當代氣魄的作品來。

我們對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的認識，同樣需要通過學習、理解、掌握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理論。我們提倡向柳青、趙樹理、路遙學習，學習他們深入生活的堅持和誠意，其實，他們都是自己時代時事政治的學習者，最后也成了生動的解釋者，而且還具有超越時事的能力，從中更體現一個作家的自覺擔當。根據厚夫的《路遙傳》里的記述，路遙為創作長篇小說的閱讀準備幾乎是“學術”式的。為了掌握長篇小說的創作規律和藝術特點，他集中閱讀了上百部中外長篇小說，分析它們的主題，研究它們的結構，其中《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通過集中閱讀，他明白了長篇小說是結構的藝術，真切體會到創作長篇小說“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綿針密線，以使作品最終借助一磚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勢”。為了讓筆下描寫的生活能夠入情入理，他同時閱讀了大量社科著作，甚至包括工農商科、林牧財稅等領域書籍。為了讓自己塑造的小人物能夠真正融入大時代，體現時代精神，他找來近十年內從中央到省到地區一級的報紙合訂本，逐年逐月逐日逐頁地翻閱。最終，這種“非文學”的閱讀讓他達到了“任何時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個省、一個地區發生了什么”。正是這種從中外小說到百科讀物再到各類時事報紙的閱讀，為他做一個時代“記錄官”的創作理想打下了文學的、文化的、知識的堅實基礎。

現實題材不是題材越大越好，關鍵是小中能不能見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鮮活。源于生活本身就很難做到，高于生活更難做好。如何實現，如何突破，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去做出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