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俗”，今天我們在創造文藝新高峰之際，更應有創造性繼承傳統的自信心和開創性

講好中國故事，不但要讓世界來聽中國故事，還要讓中國故事變成世界故事、為世界所需要，屬于全世界和全人類

杰出的文學藝術，一定要站在歷史發展的潮頭，不僅為今天的現實樹碑立傳，更為明天的理想殫精竭慮。高峰，是用來眺望未來的

文學藝術的高峰，以一批里程碑式的藝術杰作和一批才華橫溢的藝術大師為代表，往往出現在蛻舊迎新、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和社會實踐、朝氣蓬勃的社會理想和時代精神、吐故納新的藝術胸懷和精神境界，都是文藝高峰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的先秦文化、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五四新文化、新時期文藝等，西方的古希臘羅馬文藝、文藝復興、批判現實主義運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俄國文藝等，今人公認的文藝“高峰時期”“黃金年代”莫不如此。新時代中國文藝高峰也必然首先植根于時代變革土壤，肩負民族復興、造福人民的崇高使命，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營養，呼吸世界文明的新鮮空氣，如是才能真正創造出具有歷史深度、現實廣度、時代高度的文藝高峰。

現階段，人們正在探討和實踐打造文藝高峰的種種路徑。從觀念上來說，處理好以下三組關系可以有助于避免陷入創作誤區，對筑就文藝高峰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傳統與現實

傳承是為了發展

傳統與現實，是我們創造文藝高峰首先要面對的一對關系。在發展新時代中國文藝過程中，我們必然遭遇與傳統的對話。中國擁有世界上少有的延續數千年不絕的文明，這一文明蘊含中華民族豐富的歷史智慧。今天，我們面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重新審視傳統并吸收其豐厚養分，是必然選擇。但我們必須意識到，任何傳統都是人們為回應當時現實挑戰而形成的文明。時間在流淌，現實在變化，沒有任何傳統可以原封不動地回應今日現實的挑戰。古人曾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傳統與現實是流動的，我們不可能回到傳統中去面對現實，而對于一個長期處在封建社會的民族來說，傳統有時也會束縛當代人的精神和身體。

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古人創造了異常成熟的農業文明和家國一體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不無封建統治階級意志和觀念。這一點，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不同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都有深刻且自覺的認識和反省，甚至會用“吃人”這樣的極端表述來比喻這種文化特質在現代的危害。即便一直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梁漱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中，也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落后性、腐朽性做過深刻反省，提出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在創造新文藝高峰的今天，我們應該意識到文化“全盤復古”的不可能和不應該。那種以“國粹”為名的復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偉大進步潮流的悖逆，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的背離。

中國文化傳統有許多優秀元素、優秀成分、優秀遺產，我們應當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用發展的眼光對待這些傳統。無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自強不息的人生觀，還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審美觀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觀等，都是我們今天文化建構、文藝創作的重要資源。事實上，魯迅、老舍、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王蒙、莫言、陳忠實、張藝謀、陳凱歌等，這些現當代中國文藝界的標志性作家藝術家無不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但他們并不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全盤復古”，而是在深刻觀察現實、積極汲取現代思想觀念之后，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在尊重人性、主張平等的現代文化中展現新的生命力。

我們應該意識到，傳統文化就像一條河流，流入現在并且還將流向未來，但正如我們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傳統中去。過去時的傳統不可能全然復盤，更不能說“過去”什么都好、都理所應當被發揚光大。傳統中一部分已經成為糟粕，或只有歷史研究價值；傳統中另一部分已是時間的陳跡，不可能再回到現實中來，只能放進博物館。只有那些還能夠與當今時代產生化學反應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夠被繼承，才能得到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

任何時代的文藝高峰，都不是匍匐在古人腳底下筑就的，即便那些打著“復古”旗號的文藝運動，其實都不過是借古人酒杯澆灌現實塊壘而已。藝術家只有站在傳統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遠。“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俗”，這是古人都有的眼光，今天我們在創造文藝新高峰之際，更應該有這種自信心和開創性。

中國與世界

中國文藝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沒有一個文藝高峰時代不是在吐故納新的開放中到來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也是一個現代大國。但我們必須承認，近200年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文明的影響息息相關。晚清以來，從現代工業、農業、教育、文化到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用品，都能看到西方影響。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等，也無一不受到不同國家的影響。文學藝術領域，從白話文到《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從現代詩到白話小說、從電影到電視劇、從話劇到流行音樂，也莫不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可以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也是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過程，是中國從深懷“開除球籍”（魯迅語）的焦慮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最終積極影響世界的過程。因此，現代中國的文化不是與世界文化對立的文化，不是自我封閉的文化，而一直是也必然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文藝高峰，如果脫離了世界文化的八面來風，是不能想象的。

中國有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性、中國化、中國特色是建設現代化國家、融入世界體系過程中求同存異的重要發展路徑。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創造了一種世界市場，而且也創造了一種世界文學。實際上，《國際歌》中所唱的“英特納雄耐爾”也表明共產主義是超越國界的。但是近年來，與國粹主義、復古主義觀念相聯系，一些人過度強調中國與世界文化的截然對立，造成這樣的人為割裂：似乎文學只有兩種，一種是文學，一種是中國文學；電影也只有兩種，一種是電影，一種是中國電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要用民族的特性去創造屬于世界的文學。因此，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上，我們需要一種求同存異的眼光，用中國人的智慧、中國人的創造對世界文明做出中國人的貢獻，滿足世界上更多人對于真善美的追求。

怎樣才算“講好中國故事”？我以為，不但要讓世界來聽中國故事或者是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還要讓中國故事變成世界故事，讓中國故事為世界所需要，讓當代中國涌現更多像李白、杜甫、曹雪芹那樣屬于全世界和全人類的文學藝術大師。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文藝的高峰必然來源于中國文藝胸懷世界、放眼人類，在這個被馬克思描述過的“世界文學”的時代，創造真正屬于世界的中國文學藝術高峰。

當代與未來

用理想照亮現實

無論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傳統，還是中國面臨獨一無二的時代命題，都決定中國走的道路基于“中國國情”。中國文學藝術必須深刻認識并反映出中國國情的復雜性和現實性，才能創造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文藝高峰。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國近200年來所發生的全方位變化，也許超過了過去幾千年。改良、革命、變革、改革，貫穿近200年來的中華民族復興進程。文學藝術如果僅僅停留在圖解現實和簡單化的歌功頌德上，停留在刻板闡釋和模式化描述上，是不可能產生任何文藝高峰的。沒有理想主義、沒有對未來的預期，文藝就無所謂高原，更談不上高峰。

正如許多理論家比喻的那樣，文藝不僅是一面鏡子，而且也是一盞燈，它照亮現實、照亮心靈、照亮未來。因此，文藝創作必須具有對現實的某種超前性、超越性，它必須體現出一種先進向上向善向前的道德力量、美學力量、社會力量。幾乎在每個時代的文藝高峰之作中，我們都能夠感受到這種理想的力量、浪漫的力量、人道的力量。這種力量有時是通過批判現實主義來體現，但更多是通過新人形象的塑造、新文化精神的提煉、新社會理想的憧憬來傳達的。從古希臘羅馬文學到俄羅斯普希金時代，從魯迅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代表性作品，產生過多少激動人心的對于未來的想象和渴望。毛澤東同志曾用這樣一段話描述他心目中的未來中國，“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借此描述文學藝術中的理想主義也是很恰當的。偉大杰出的文學藝術，一定要站在歷史發展潮頭，不僅為今天的現實樹碑立傳，更要為明天的理想殫精竭慮。高峰，是用來眺望未來的。

不要厚古薄今，而要背靠傳統、植根現實；不要坐井觀天，而要立足中國、胸懷世界；不要犬儒主義，而要擁抱大地、仰望星空。創造新時代的文藝高峰，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也需要我們正確認識文藝創作規律，真正反映時代變化脈絡，體現時代進步精神，表達中華民族和全人類對自由、平等、法治的理想追求，表現出中國對世界文明進步的積極貢獻。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文藝的高峰既是藝術的高峰，更是思想的高峰，是藝術家乃至中華民族高瞻遠矚、悲天憫人的精神高峰。要攀上這個高峰、貢獻出新時代的里程碑之作，我們需要腳踏實地的堅韌、披風瀝雨的筋骨、脫胎換骨的勇氣、披荊斬棘的毅力，更需要穿云破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