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茅盾文學獎最年輕獲得者，一個是茅盾文學新人獎得主；一個為鄉村譜寫史詩，一個為城市講述故事。

5月30日晚，成都軒客會24小時書店。阿來與弋舟展開了一場夜談。緣由是，70后代表作家弋舟推出了他的新作《丁酉故事集》，阿來給予了這樣的評價：“他即是我所說的那種語言的信徒。”

小說不等于故事

漂亮不是美

既為“語言的信徒”，那必然在弋舟的筆下，有著近乎完美的表達。但這樣的完美，又并非是我們常人所理解的“漂亮”。阿來說：“我們今天的文學，忘記了語言，忘記了情感。人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直接把小說與故事劃了一個等號，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小說，小說大于故事。”這樣的闡述，在普通讀者聽來，略顯復雜，阿來借用弋舟新書上的一句話來進一步作解釋，“書的封面上，寫著‘這本書是一束光，我看見了陰影中的自己’。那束光是什么？從故事中來說，是人性；從文學上來說，那就是語言。”

阿來認為，漂亮的語言，的確是美的，但美的語言，不一定漂亮。談及近年來，頻頻被提及的“小說的詩意”，阿來直言：“大家對詩意有一個曲解，讀者也好，寫作者也好，以為抒情性、文字精美就有詩意，就很美。我在這里必須要說，美和漂亮在很多時候就不是一回事。在小說中，要有真正的詩意，就得準確、凝練、生動、傳神，這樣才能構成小說里的文字之美。比如海明威的小說語言就簡單，平實，他就說過‘用動詞，刪去形容詞’。”

是的，弋舟正是用這樣的語言講述著一個個故事。著名文學評論家、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這樣評價他：“弋舟以他短篇創作的實績作出說明，小說抽象的大腦終究要落實在氣血的肉身上。”弋舟坦言：“在我看來，語言之美，來源于殘酷的詩意。而我個人的理解，可能真實的生活中，那些殘酷的面相更接近善和美。”所以，在新作《丁酉故事集》，弋舟認為，他書寫了“對更普遍的生活的憂慮”，小說家們一直在感受著世界的秋雨冬風，一直心懷憂戚。“它無法給出一個方案，但它仍然可以給出一點慰藉。”

書寫鄉村或城市

終點都是寫人

同為“講故事的人”，阿來和弋舟卻被外界貼上了不同的標簽。阿來寫的是鄉村，弋舟寫的是城市。對此，阿來很不贊同，他說：“我們現在的寫作，總是喜歡去歸類。什么鄉村小說、工業小說、城市小說……其實哪兒有誰開始寫的時候，就說我今天要來寫一部鄉村小說，或者城市小說。我們小說中的人物，他在哪里，他發生的故事在哪里，都是根據他們來走的，而不是非要刻板地去定位，我是個什么題材的小說家，我就只能寫那個地方的故事。”

弋舟則承認自己從小生活在城市，的確沒有“鄉村生活的經驗”。“其實我們當下的生活離曾經的鄉村生活已經漸行漸遠了，中國的城市化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但即使這樣，弋舟也覺得，他所寫的也并非就是所謂的城市生活。“我在西安生，西安長，它的確是城市，但也不是我所理解的城市。作為一名70后，物質匱乏的印象，仍然是深深烙印在記憶中的，即使我生活在城里，那也不是我憧憬的城市生活。真正的城市，應該是現在，此刻，成都的繁華，夜燈初上，熙熙攘攘。”而正因為有了這種“夾”在中間的感覺，用弋舟的話來說，“怎么去回應這種復雜的情緒？就形成了寫作沖動，我的小說都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展開的。”

因為作者有了這樣的情緒，所以小說中的人物也是焦慮的。小說里的人棲身在“亞洲最大的居住小區”，小說里的人失業抑或就職于大機關，他們養貓或者偷一只貓來當兒子養。被驅趕者據說送外賣或者快遞，躋身不甚高級的行業……小說里的人最終放棄了活在“最大”里。“在那座大城里，你總是要對命運心懷恐懼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懼，總是像一個賊，仿佛這感激與恐懼交織的日子都是從某個龐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來的，你總像是欠了誰的。”弋舟說，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都是他切身的感受。“當年路遙進得西安城，終日也有揮不去的恐慌——怕一覺醒來，自己就被扔在了城墻外面。那是一個成功者心中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