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學術轉型的關鍵期，傳統學術研究領域對于新材料的倚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否發掘了新材料、研求了新問題，不僅是決定學術進退的關鍵，也是學者立身的根本。中國通俗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胡適、魯迅、孫楷第等，無不矚目于此。在他們的努力下，以古典小說、戲曲為代表的中國通俗文學研究資料不斷得到鉤沉、整合，研究體系得以確立并不斷完善。

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研究對象大多以中文文獻為主，海外文獻尤其是以外文發表或出版的文獻極少得到關注。1807年，隨著第一位英國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中國通俗文學作品開始被大量譯介到英語世界。這批資料內容豐富、體系龐雜，僅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829年在英譯《漢宮秋》中著錄的中國戲曲就有32種；偉列亞力（Alexander Wylie）1867年在《漢籍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著錄的中國小說就多達250種。這些以“英文”傳播的古代文獻資料的發掘和加入，必將為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強，這批資料逐步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在此背景下，全面搜集中國通俗文學英譯文獻，及時反思其學術價值，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突破研究瓶頸的關鍵。概而言之，這批資料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文獻保存、研究方法和研究格局三個方面。

在文獻保存方面，19世紀漢學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口通商之前，來華西士僻居粵、港、澳三地，對于東南地區的通俗文學格外熟稔。比如，1824年，澳門印刷所的湯姆斯（Perter Perring Thoms）將“木魚書”《花箋記》全文英譯，這是明末清初廣東地區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湯姆斯的譯本采用中西合璧的印刷方式，其中，中文部分不見于現存任何版本，所以，英譯《花箋記》（Chinese Courtship）為這部冠絕一時的唱本文學保存了一個獨立的版本。《花箋記》晚清時期被譯為六種歐洲語言。受其啟發，德國文壇巨擘歌德創作了一組抒情詩《中德四季晨昏吟詠》，成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五口通商以后，來華西士滲透到中國沿海各大城市，對中國的觀察更為全面，他們不僅翻譯印刷作品，還有意識地采集口傳民歌，這些作品堪稱近代“新樂府”。在這方面，供職于大清海關的英國人司登得（G. C. Stent）是個典型例子。他1871年發表的《中國歌詞》（Chinese Lyrics）不僅完整記錄了《王大娘》（Wang TA Niang）等街頭民歌，而且還用五線譜保存了當時的樂調。1878年出版的詩集《活埋》（Entombed Alive）則主要采自北京地區，其中記錄的《盧溝橋石獅子》（The Stone Lion of Lu-Kou Bridge）等作品均是吟詠京城古跡的時調民歌，違禁之作《咸豐逃往熱河》（The Flight of Hsien-feng to Jehol）等則是當時流傳的政治諷刺詩，這些作品對于了解晚清社會的民聲具有特殊的文獻價值。

上述用英文保存的民間唱本以原生態方式展示著當時的文化風貌，對現在的文學研究有著意想不到的價值。比如，著名學者柳存仁在研究《好逑傳》的創作年代時，就巧妙地參考了該作的首個英譯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把《好逑傳》置于“明之人情小說”系列，孫楷第卻認為該作當為清初之作。柳存仁贊同后者觀點，他說：《好逑傳》首刻本封面印有“癸亥年”字樣，該作早在1719年就出現了英國人威爾金森（James Wilkinson）的譯稿，所以，首刻本應在1719年之前，離1719年最近的一個“癸亥年”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此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更加具體的創作時間。

在研究方法方面，19世紀漢學家最可借鑒的是比較的視野與世界的眼光。馬禮遜、衛三畏等英美漢學家大多是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西方人，作為中國通俗文學傳播史上最特立獨行的一批翻譯者、評論者和傳播者，他們自身文化的多種面向，使他們在討論中國文學時，自然而然地進行跨學科、跨文化比較研究。

在這方面不妨舉兩個例子：一是“中國無史詩”的評判，這一說法隨著黑格爾《美學》的出版廣為傳播，但黑格爾本人并不懂漢語，他對中國詩歌的認識應該來自清代來華西士的漢學研究。在英語世界最早提出這一判斷的是湯姆斯，他在1824年出版的英譯《花箋記》中已表達了類似意思；翌年，馬禮遜在《中國雜記》（Chinese Miscellany）中說：“我們相信，中國人沒有可以稱之為史詩的作品。”這一判斷對中國文學并不公允。但因為湯姆斯、馬禮遜等人均是兩腳踏中西文化的中間人，盡管是文學的門外漢，但面對中西文類的不同，卻不難得出這個結論。

二是“孫悟空形象哈奴曼說”的提出。1923年，胡適在《西游記考證》一文中提出孫悟空形象來自印度史詩《羅摩耶那》中的神猴哈奴曼，這是20世紀孫悟空形象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學術觀點。但早在10年前，德國傳教士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就在德譯《中國童話》（Chinesische Volksm?rchen）中將孫悟空與哈奴曼聯系在一起了。胡適還認為《西游記》是一部“童話小說”，這一觀點也與衛禮賢的相關論述有著驚人的相似。由此可見，19世紀漢學家的跨文化閱讀能力，使他們在不同文化間穿梭時，牽合著不同的文本，由此而推出了新的觀點。引入他們的研究，有利于追本溯源，查清某些學術觀點的來龍去脈。

在研究格局方面，19世紀英譯中國通俗文獻的發掘，勢必為相關領域的研究開辟新的“文學場”。在這方面亟待重建的“文學場”是《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經典之作的西傳譜系。清代來華西士是中國通俗文學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譯介者和傳播者，他們的譯介不僅覆蓋面廣、經典多，而且開始早、持續久。系統地整理這批英譯文獻，可以擴大經典之作的研究格局，發掘它們的世界影響。比如，《紅樓夢》的最早譯介者馬禮遜早在1812年就翻譯了該作的第四回，目前其手寫稿保存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又如，德庇時在《三國志節譯文》（Translated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中指出，《三國演義》走入英語世界之前，已經有了一個拉丁文譯本和西班牙文譯本。這些西譯文獻的陸續發現，不斷為經典小說的海外之旅確立新的起點，補充新的材料，中國小說的海外影響日益呈現出清晰面貌。

19世紀漢學家對中國通俗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歷史，而是與當下學術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馬禮遜等人在梁啟超發動“小說界革命”之前就呼吁中西學者借助中國小說透視中國文化；英國漢學家傅蘭雅（John Fryer）主張創作反對時文、鴉片和小腳的“時新小說”。這些主張在近代小說變革的過程中得到了積極響應。此外，在19世紀漢學家的筆下，傳統的“演義”變成了“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s）、評價敘事文學時開始追求“情節的一致”（unity of the actions），這些當時使用、后來固定下來的新概念、新表述一直沿用至今，它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的話題。

總之，19世紀漢學家不只對中國文學的域外保存和傳播發揮了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是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對話者、比較者乃至批判者出現的，是站在另一個文化坐標上審視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他者”，其間或許有誤解和扭曲，但作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評價體系，其價值遠遠大于個別錯譯、錯評帶來的文化誤讀。文化接觸與交融從來就不是一條坦途，但了解起于誤解、止于理解。同時，19世紀漢學家對中國通俗文學的譯介或評論，與中國當下的學術研究之間存在著一條實實在在的紐帶。如果單純地研究中國通俗文學的海外傳播，而沒有把近現代以來的學術轉型納入思考的范圍，那就會失掉一些重要的思想環節，甚至失掉了我們關懷中國通俗文學海外傳播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