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英王愛德華一世下令驅逐猶太人以來，直到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猶太人作為化外之民，始終無法在英國社會生存立足。由此引出的一個疑問，即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節(jié)及劇中猶太富商夏洛克的原型到底來自何處，便成為400年來莎學研究者聚訟不已的話題。

最早的說法是該劇情節(jié)源自中世紀佛羅倫薩作家喬萬尼·菲奧倫蒂諾的短篇故事集《蠢貨》，尤其是書中講述男女愛情故事的兩個短篇：“威尼斯的吉安尼托”和“貝爾蒙特小姐”。后來也有學者指出該劇中“三個匣子”的情節(jié)是對薄伽丘《十日談》中“三枚戒指”故事的仿擬。另外，中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高爾《情人的懺悔》中有關擇偶和私奔的描寫對莎士比亞的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當然，影響更大的是莎翁同時代劇作家克里斯托弗·馬婁的名劇《馬耳他的猶太人》。該劇中的主人公巴拉巴斯是嗜錢如命的猶太商人，為了金錢不惜毒殺妻女，甚至不惜向土耳其人出賣馬耳他島，結果計劃破產，他本人也身敗名裂。劇中人物巴拉巴斯是《圣經(jīng)》中涉嫌謀殺耶穌的兇手之一，后被總督彼拉多赦免，但從此被迫在左胸佩戴○型標記，四處流浪。事實上，馬婁在劇中刻畫的人物及其背景也是歐洲反猶運動高潮的一個縮影。

猶太人是古代希伯來人的一支。在歷史上，希伯來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它先后遭受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許多異族的奴役，受盡欺凌侮辱，飽嘗亡國滅種之痛。公元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發(fā)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十字軍的鐵蹄下，猶太人如螻蟻一般，任人踐踏，“敵人殺他們（猶太人）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將他們推到刀劍前面……母親倒在孩子的尸體上，父親倒在兒子的尸體上”。除此之外，基督教還杜撰謠言污蔑猶太人，如宿主褻瀆罪、血祭誹謗等，并誣陷猶太教徒為黑死病的始作俑者。如此一來，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國家，猶太人的命運更為悲慘。1209年，愛德華一世下令驅逐猶太人后，返回者將被處以死刑。1492年，僅西班牙就燒死了2000多名猶太人，驅逐了20多萬，因為他們是異端分子。于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xiāng)，四處漂泊。

基督教對猶太人的憎恨之情最早在《圣經(jīng)》中便有所表現(xiàn)。《詩篇》第83篇第4節(jié)表達了滅絕整個猶太民族的愿望：“來吧，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在《出埃及記》第1章第22節(jié)中，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要對以色列人趕盡殺絕，“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丟在河里……”后世的基督徒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這些反猶精神的影響，他們也將這些言論當作自己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指南和理論依據(jù)。同時，《圣經(jīng)》中的反猶言論也為基督徒們帶來了一種與生俱來的優(yōu)越感：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上帝的揀選和教化，他們的道德比之猶太教徒更為高尚。

基督徒仇視猶太人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猶大出賣了耶穌基督，致使耶穌被羅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這只是一個傳說——俄國文藝理論家考茨基曾經(jīng)深刻揭示出基督受難的真相：“傳說中耶穌被羅馬人釘死，因為他是猶太人獨立的倡導者，羅馬統(tǒng)治的叛徒。但是后來，基督教要反對猶太人而站在羅馬政權之下。這時讓基督徒再相信羅馬人釘死耶穌這種傳說無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當時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把這種傳說加以曲解，務必移去羅馬人釘死耶穌的責任，歸罪于猶大身上。”——這也是猶太人作為替罪羊這一形象的由來。

早期基督教之所以能迅速壯大，皆因其是窮人的宗教，特別強調不分種族、貧富，凡信耶穌是基督者，即可贖罪得救，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從教父時代的奧古斯丁到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教會一直頒布禁令，嚴禁基督徒從事有償借貸活動，違者將受到重罰。“中世紀最后一位詩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在地獄之中另辟一層，專為高利貸者而準備，可見其憎惡之情。然而，長期以來，不信奉基督教的猶太人，在歐洲不得擁有土地，因而被排斥在主流經(jīng)濟活動之外，只能從事和土地無關的經(jīng)濟活動，比如放高利貸——早期的放債人只需要一條長凳（意大利語banchi）在街頭做生意，慢慢發(fā)展成后來的銀行（這也是意大利語bank的起源）。猶太人為什么能在威尼斯從事金融活動呢？因為原來的威尼斯并不是陸地，而是一片灘涂，漲潮時就會被淹沒——所以說威尼斯嚴格來講不是土地，這樣就規(guī)避了猶太人不能擁有土地這條法律——即便如此，猶太人在威尼斯的活動也只能被限制在猶太區(qū)，歐洲最早的銀行就出現(xiàn)于此地。

這也是莎士比亞將他的戲劇背景設定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個重要原因。至于劇中人物夏洛克的原型，迄今仍是眾說紛紜。有人說，夏洛克的原型是伊麗莎白女王寵臣埃塞克斯伯爵遠征歐洲大陸帶回的猶太戰(zhàn)俘，名叫赫雷拉；他是佛羅倫薩人，為人機敏，學識淵博，深得女王歡心，可以隨意出入宮廷，甚至主導了英國和西班牙的和平談判。學者們深信，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赫雷拉威名赫赫，權傾一時，他的故事極有可能成為莎劇的題材。

也有人說，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是以詩人埃德蒙·斯賓塞的長詩《仙后》中的財神瑪門為原型。作為邪惡勢力試探正義的手段，金錢的誘惑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托爾金創(chuàng)作的《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戰(zhàn)》中的噴火巨龍史矛革就是為聚斂金錢，而甘愿隱藏在黑暗的巢穴之中，企圖以此逃避天神的審判。作為《仙后》中的經(jīng)典場景，蓋恩爵士在“瑪門洞”經(jīng)受了金錢的誘惑——瑪門意在以尊貴的身份博取蓋恩的敬仰，進而使他臣服于金錢財富，以此達到腐蝕人性的目的。因此，斯賓塞筆下的瑪門極有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

還有學者認為，夏洛克的原型更大的可能是西班牙人洛佩茲。1594年，也就是《威尼斯商人》寫成的前兩年，一件未遂的謀殺案震動了整個倫敦城。1月21日，富有的西班牙籍猶太醫(yī)生洛佩茲被指控受西班牙國王指使，陰謀毒殺伊麗莎白女王。西班牙是英國的死敵。謀殺未成，洛佩茲便在一片咒罵聲中被送上絞架。可是事情并沒有結束，整個倫敦因此而出現(xiàn)了一場狂熱的反猶運動。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洛佩茲事件引來的是一場鋒芒直指整個猶太人的反猶運動? 顯然這背后有著更深的宗教背景。雖然“反猶主義”一詞直至19世紀才被正式提出，但歐洲社會的反猶排猶思想?yún)s由來已久。1300年以后，對猶太人的驅逐行動愈演愈烈——據(jù)記載，直到1609年猶太人在英國仍然受到嚴厲地驅逐。

在這高漲的反猶聲浪中，莎士比亞不可能絲毫不受這種社會情緒的影響；而作為一位有良知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也不會輕易放過這一敏感題材。他“為了投觀眾所好，自然會在舞臺上再現(xiàn)這個西班牙醫(yī)生的某些特點——無疑，夏洛克會最有效地使人聯(lián)想起那個可恨的洛佩茲醫(yī)生……”洛佩茲視財如命，一如巴拉巴斯——在馬婁的劇中，馬耳他的長官向猶太富翁征集錢財時，宣布了一條法令：“誰要是不肯出錢，馬上叫他成為一個基督徒。”而在莎士比亞筆下，猶太人夏洛克則老老實實地答應改信了基督教，以免家財散盡。

學者們從以下幾個方面考證了洛佩茲案與《威尼斯商人》的緊密聯(lián)系：第一，角色的名字。主人公安東尼明顯指涉了洛佩茲醫(yī)生的主要原告和敵人——安東尼·佩雷斯。第二，戲劇的寫作時間。1598年夏天，宮廷大臣供奉劇團登記印刷了“一本關于威尼斯商人或叫威尼斯猶太人的書”。第三，夏洛克的性格特點。洛佩茲與夏洛克一樣具有強烈的復仇心理。第四，劇中的刑罰和法庭與當時歷史事實的聯(lián)系。由此看來，《威尼斯商人》在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閃現(xiàn)出文藝復興人道主義的光輝，體現(xiàn)出對苦難的猶太民族的真切同情；而在具體藝術表現(xiàn)方面又不可能不受西歐長期存在的反猶主義影響——這也是西歐社會從中世紀向近現(xiàn)代過渡的時代特征。

時至21世紀，莎學研究又有新發(fā)現(xiàn)。有學者認為，夏洛克的原型另有其人——他便是15世紀初佛羅倫薩最著名的猶太富商所羅門。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萊芒七世施行仁政，猶太人便獲準在該城居住。所羅門經(jīng)商有道，很快富甲一方。高利貸當然也是他的一項業(yè)務。在拓展生意的過程中，所羅門假借兒子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約，結果遭人誣陷，被告上法庭。本來這只是一起極為普通的民事糾紛，但判罰的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所羅門被判處罰金兩萬弗洛林——這一筆天文數(shù)字足夠科西莫·美第奇購買教皇之位，甚至也足以為某位被俘的羅馬皇帝贖身。所羅門傾家蕩產，整個歐洲也為之轟動。事后才知道，當時的佛羅倫薩執(zhí)政為擴張勢力，亟欲購買鄰近城鎮(zhèn)；苦于囊中羞澀，于是照例拿猶太人開刀。

猶太人以饒于資財且視錢財如性命而聞名于世。在中世紀的歐洲，金錢之于猶太人如同甘霖之于草木。猶太人的出入往來、生老病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需要繳納稅金。在過去的2000多年間，猶太人在世界各地顛沛流離，不得安生。他們被驅逐的理由多種多樣，但究其根本，不外乎宗教、政治、經(jīng)濟三大原因，其中經(jīng)濟因素又是決定性的原因。很多時候，統(tǒng)治者為了巧取豪奪，會率爾頒布法令，以種種不相干的理由將國內的猶太人驅逐出境，待其將猶太人的資產盡數(shù)搜刮之后才會允許他們返回原處，而返回的條件則是再繳納一大筆稅款，名曰“居住權購置費”。換言之，沒有了金錢，猶太人就沒有了生命。自公元5世紀末起，歐洲的猶太人便被禁止擁有土地，無法從事農業(yè)生產。因此，猶太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角落，以小作坊手工業(yè)為生。然而，隨著歐洲城市化的興起，歐洲本地人為了壟斷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不斷排擠猶太手工業(yè)者和猶太商人，制定了一系列阻礙其發(fā)展的規(guī)定。處于劣勢地位的猶太人不堪重壓，只得轉向被基督教徒所鄙視的高利貸行業(yè)。由此可見，“猶太人并非因放債才遭受人們的憎恨，而是因為遭受憎恨才走上放債之路”。至于高利貸在佛羅倫薩、威尼斯這樣的城市為何屢禁不止？一言以蔽之，因為它們是商業(yè)城市。城市為了自身發(fā)展需要投機的資金，這也正是夏洛克之流能夠在威尼斯生存的前提。

威尼斯、佛羅倫薩如此，同樣作為商業(yè)城市的倫敦亦是如此。只不過在倫敦，抄家罰沒的對象既有富商巨賈，也有名門望族。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在《貴族的危機》中指出，1580—1610年間貴族的“炫耀性支出”后果相當嚴重，導致貴族越來越依賴借貸——這樣的行為超出了許多家族的承受能力。中世紀封建和教會勢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級秩序，在金錢的沖擊下開始崩潰。“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都超出自己的本分，此消彼長，混亂地交替變更著社會地位：農民眼望著市民，市民眼望著紳士，紳士眼望著貴族”——但是向上爬還要以金錢為階梯。對于統(tǒng)治階級來說，他們始終需要夏洛克或所羅門這樣的冤大頭來為他們的奢侈買單。

從這個角度看，莎士比亞對從事高利貸的猶太富商的同情不言而喻。莎學專家霍尼希曼在分析莎士比亞年輕時的商業(yè)興趣時說，“他（莎士比亞）活躍地參與了借貸很多年，也許是作為父親的助手”，并斷言莎士比亞作為父親的協(xié)助者參加了許多家庭經(jīng)濟事務。到1591年，國家對高利貸的限制放松了；莎士比亞在戲劇界發(fā)家致富后，似乎也參與過至少一次類似的交易——他也許是債主，或是中間人。本世紀初，歷史學家在斯特拉福德市政檔案館發(fā)現(xiàn)一封書信，據(jù)考證是當?shù)匾晃活H受尊敬的商人理查德·奎尼寫給莎士比亞的，可以作為莎士比亞參與商業(yè)和信貸活動的明證。由此可見，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中選擇以宗教沖突作為該劇的主題，不僅表面上迎合了當時倫敦觀眾對洛佩茲和所羅門案件的興趣，同時也深入反映了伊麗莎白時期的經(jīng)濟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威尼斯商人》堪稱是英國乃至歐洲新舊世紀之交的一幅全景風俗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