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文學的意義上，山西自20世紀50年代，形成了以趙樹理為旗幟，以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為主將的“山藥蛋派”。這些作家的作品，把表現主旨集中到反映農村生活、刻畫農民性格上，生動地表現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展示了中國農民的真實面貌。他們以對農民命運的深切關注和通俗易懂、流暢明快、幽默風趣的語言，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為新中國文學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以成一、周宗奇、張石山、韓石山、張平、柯云路、李銳、蔣韻、哲夫、鐘道新、趙瑜等為代表的文學“晉軍”崛起，既繼承了老一輩作家的優秀傳統，又銳意革新，創作出一大批主題深刻、藝術表現手法多樣的作品，將山西文學在“山藥蛋派”之后推向了又一個創作高潮。新世紀以來，山西文學的創作主體、創作內容開始向多元化發展。以王祥夫、呂新、劉慈欣、葛水平、李駿虎、王保忠等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無論是題材選擇還是藝術追求，都表現出更加廣泛、率性、不拘一格的特點。

山西作家認真對待創作，堅守文學底線，直面社會問題，關注民生疾苦，對傳統文化心存敬畏，對普通人飽含深情大愛，這源于他們有責任、有擔當、有良知的文學情懷。正是在這種情懷的支撐之下，山西作家不斷地向生活、向人民、向時代、向各種優秀文化汲取營養的同時，也努力通過自己的作品為人們呈現真善美的元素和高尚境界。

山西長篇小說的創作實績，是山西文學的重要標志。2014年起，北岳文藝出版社的《三晉百部長篇小說》出版了趙樹理、馬烽、胡正、焦祖堯、成一、呂新、葛水平、李駿虎等作家的30多部經典力作，比較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了近百年山西長篇小說創作軌跡，集中凸顯了山西長篇小說創作實力。從中可以看出，山西作家敘述切入的角度，往往是凡人俗事較多，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李駿虎的《母系氏家》和白占全的《肥田粉》。

《母系氏家》和《肥田粉》都體現出強烈的民間文化形態。可以說，這種民間文化形態往往成為決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的關鍵。民間，是一個有著豐富涵蓋面的文化概念，在鄉村小說傳統里，它是與自然形態的中國農村社會及其文化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比較真實地表達了廣大農民的人生態度和精神狀態。因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鄉村小說作品，雖然在創作背景上顯現了明顯的時代印記，但作家們憑著對農村生活的豐厚經驗和美好感情，憑著對農民群眾心靈世界的準確把握，憑著細節描寫的出色功力，在作品中還是充分體現出民間文化形態的作用，相對真實地記錄了特定時期農民群眾的思想紛亂、心理矛盾和生存狀態。《母系氏家》和《肥田粉》延續了老一代作家真實記錄農民群眾思想紛亂、心理矛盾和生存狀態的優良傳統，使得作品的思想內涵進一步深化。

民間文化形態的現實主義特性，雖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但是，真實性并不等于照抄現實，不等于對生活現象做簡單、機械的復制。鄉村現實生活一向是混亂和復雜的，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面對這樣紛亂的鄉村現實生活，從選擇題材、構思醞釀到藝術表現，都必須經過主觀思考和梳理過濾，文學作品中反映的現實，實際上已經融合了作家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是能夠代表鄉村社會某些本質方面和發展趨向的真實。無視生活的外在真實和事物內在本質的必然聯系，單純追求外在真實，將會導致創作上的自然主義；片面強調寫本質，而離開對鄉村生活現象的具體描繪，則會造成創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這兩種傾向，都是背離現實主義鄉村小說文化形態創作原則的。

因此，從事鄉村小說創作的作家，首先應當自覺地站到民間立場上，以知識分子覺醒的現代意識和作家敏銳的眼光審視鄉村人生，理解鄉村社會歷史與現狀；其次應當特別注重呈現鄉村生活本色，即深入發掘、提煉那種體現出生活本質與生命韌性的民間精神——那種體現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現實人生、最具體的生活實踐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還應當體現出明確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此外，鄉村小說創作非常需要作家認真進行文化思考，包括對傳統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與解剖，以及對市場經濟條件下鄉村人際關系和道德風氣的變化，都應該納入作家的視野。這樣，鄉村小說的經典之作，才能不斷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