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積極與消極之間，我選擇積極”——弋舟選擇生活，選擇面對和關注生活。這本《丁酉故事集》，作家對生活的關注則主要體現在精神生活的層面，因為他的作品是寫給“始終有著精神生活的那群讀者”的，而“有著精神生活”無疑是一個既廣泛又嚴苛的標準：廣泛在于，但凡是人，則都有精神生活的可能；嚴苛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將這種可能順其自然地踐行或者即便踐行但卻不一定能堅持下去直至浮游上來。這便透露出一種濃重的人情味，一種可以思考、可以傳遞的人文關懷；而這樣充滿人情味的關懷在這部并不太簡單的小說集里，卻時時處處地展現出清清楚楚的具象。

雖然作家選擇積極，但細讀這部小說集，卻時常會讓人置身于沉重的消極和泄氣的冷漠中；這并不是對作家言行的否定，而只是復雜生活本來面目給人帶來的直觀體驗。因此，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何很多人都生活在無力的反抗和失落的平庸中。這在這部小說集的小說《巴別爾沒有離開天通苑》中有所顯現。

小說男女主人公“我”和妻子小邵，因為小邵偷回了一只貓，我們便開始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逃亡——“我”不想妻子因偷竊罪被捕入獄，而“我”又想不到更好的辦法。逃亡之初，“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想遠離天通苑。這樣的心理顯示出現代人的普遍恐懼：其一，幽閉恐懼，平日里在猶如牢籠一般的封閉空間里因失業而無所事事只好睡覺的“我”或許還有一點打破牢籠的虛幻期望，比如可以找一份新的平庸的工作來應對生活，所以“我”雖因身處窘境而感到“恐懼”，但卻還有偶爾想要面對生活的零星動力；其二，曠野恐懼，當逃離了天通苑，離開了牢籠，“我”便再也無處可逃地陷入了“茫茫的曠野”中，此刻的妻子則比我要幸福得多，因為她既可以將心思花在那只偷來的小貓身上，同時可以將逃出曠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身上，而“我”在經歷了一度的迷茫和因為發現“天通苑和峪口鎮并沒有本質區別”而產生的失望之后，似乎終于確定了前路何往，即便這前路很可能是更大的虛幻和更遠的縹緲。

好在值得安慰的是，因為這次手忙腳亂的逃亡，“我”悟到了某種生命的意義：平庸和虛假的人生，往往不由自主，它更像是來自既定的命運，人們也只好被命運裹挾，而一旦習慣了這樣的裹挾，便會覺得人生的一切都本應如此；然而這只是命運頑皮的捉弄和隨意的游戲，不是真正的生活，因為真正的生活應該是人可以根據自生的夢想和自由的意志來支配生活，哪怕這夢想聽起來像極了世外桃源，那也是更好的存在；或許我們仔細思考之后，會發現其實想要到達世外桃源并不困難，只要我們肯面對自己、肯熱愛生活。但愿我們都有選擇或重新選擇的勇氣、運氣和機遇。

小說《緩刑》則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解讀生活。大概為了躲開或者緩和父母的爭吵，小女孩獨自走在候機大廳里，不太熟練地玩著機械戰警。她遇到了一個小男孩，小男孩可以很熟練地操縱她的玩具，她便在一旁欣賞，仿佛這個玩具不屬于她而屬于這個小男孩，直到小男孩有意無意地帶走了那個玩具。而后她遇到了一位陌生的叔叔，她像個大人一樣跟他聊天，她的語氣是消極的、哀怨的，折射出她的內心是晦暗的、煩躁的；這樣的聊天中，由于對彼此的身份和底細的不了解，出現了一種暫時的平等：在小女孩眼里，陌生叔叔未必成熟，他甚至很幼稚；這陌生叔叔眼里，小女孩未必單純，她甚至很復雜。這是一種相對視角，一種通常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純粹主觀定義，有時叫做幻想。其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就像這個小女孩一樣，經常忘記了自己最初的堅持和原來的樣子，而像逛街一樣漫無目的、內心迷茫地四處游走，只會不斷地被隨機出現的事物吸引。

聊天繼續進行，小女孩突然想起了被小男孩帶走的玩具，于是她近乎天然地想到她可以“哄騙”眼前這位叔叔給她買一個同樣的玩具。她先是無師自通地撒嬌，但又幾乎同一時間想到不應接受陌生人的饋贈。這樣短暫的心理斗爭背后隱藏的是人的天性與理性的激烈博弈。對于小女孩來講，些許的貪婪和純粹的僥幸的合力作用直觀表現為渴求的撒嬌，這是天性；而被父母灌輸的不接受陌生人饋贈的觀念則是理性。然而，天性就一定是錯的么？究竟什么是“錯”？而理性就一定是對的么？那什么是“對”？須知，對與錯，歸根結底是一個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實質上只是一個群體范圍內符合多數人利益的主觀自定義，區別無非是群體范圍大或小和“多數人”的數量多或少。因此，在天性與理性的關系問題上，我們需要首先思考的不是孰是孰非，而是精神層面的理性究竟是一種怎樣高妙的存在。畢竟，我們也時常像這小女孩一樣迷茫地游走在一個更大的場域內。正如有很多事是小女孩這個年紀所不能理解卻又要命令自己一定要遵守的一樣，我們也同樣有我們這個年紀搞不懂但卻偏偏要強迫自己力行的規則和指令。

在人生旅途中，我們都是被判了緩刑的旅客。所謂向死而生，大抵如此。只是命運很老練，生活很青澀。命運的天性與生活的理性經常發生對抗。天性是與生俱來的，是屬于命運的東西，而不是生活的產物；非但如此，天性還會在生活中日益被削弱，其中很多方面的削弱在生活的理性邏輯看來，都是天經地義的。

而小說《勢不可擋》在明喻今天“未來已來”的事實，“最初的反抗者們又成為專制者”，這“在無數個時代反復上演”。現實世界的明指暗喻不便多說，我們可以在單一的精神生活層面剖析這一場場“反抗者”與“專制者”對話語權的爭奪。必然有過這樣一批站在話語開端的人們，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最初時代的專制者；之后，他們幾乎不再需要任何具體而艱苦的奮斗，而只要做一些近似愚蠢而乏味的事情——比如徒手將螺紋鋼擰成了螺絲刀，這本是一個落魄的女人打發時間的毫無意義的手段，卻被一群可悲的“無用者”愚昧地奉為“圣人”一樣的存在——便可以在無比愜意的享受中繼續著無恥而蠻橫的專制生活。但這樣的生活并非一直穩固，因為其他人對話語權的窺伺從未停止，這其中既有當初未能成功站在話語開端的人們，更主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力量，他們都被稱為反抗者。他們反抗霸權，他們前仆后繼，終于，不知是命運的偶然還是人生的必然，反抗者們成功了。就這樣，從舊的反抗者成為新的專制者，生生不息、無休無止。世界的演變和歷史的前進永遠不會停止，反抗者和專制者便永遠新舊交替，就像人們永遠也走不到時間的終結和空間的邊界。

當人們終于失落地發現這一切原來并沒有太多的趣味因而越發感到厭倦之后，睿智的人們開始解構：他們解構世界，也解構自我；他們解構命運，也解構生活；他們毫無底線地、不計后果地去價值、去中心。最終，一切荒誕終于將一切荒誕化，人們只好像逛街那樣漫無目的地活著，只好以千瘡百孔的心去面對這個勢不可擋的世界。

小說《會游泳的溺水者》的主人公“我”最大問題是“消極”，“我”的太太則是一個很開朗的人，但她竟會毫無征兆地自殺；最奇怪的是，作為一名游泳健將，她竟選擇溺死——這無疑要花費更大的氣力。也就是說，她的行為等于是自己將自己活活虐殺：這不僅殘忍，而且需要極為強大的意志。如此一來，吊詭的是，一個意志如此頑強的人，竟會無法面對生活；一個如此開朗的人，竟會如此狠下心來選擇逃避。那么，她想要逃避的究竟是什么？是“我”？是朋友和同學？或許是，但不全是。因為，與其說她在逃避哪個人或哪些人，不如說她在不管不顧地逃離命運；否則，一個用如此手段自殺的人，我們很難想象若不是絕難改變的命運，還會有什么難以面對的事情。只是，她或許并未成功逃離命運，因為自殺大概正是她的命運。這樣的推斷非常可悲，她用結束生命的方式，她以一個最狠心的劊子手的形象，都沒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依舊跳入了命運的窠臼。

她死了，但故事沒有結束——“沒人相信她會用這種方式去死，這讓她‘為什么去死’好像都變得不那么重要”。作家的語言近乎零度，他似乎沒有應該有的情感波動；“我”作為苦主，竟也沒有被賦予足夠的表現悲傷的權力。然而，零度的語言卻內涵豐富、空洞的表白卻暗流涌動：這是一個本末倒置的世界，這個世界里到處是空虛乏味的現實；人們的生活單調、重復，窮極無聊的人們已經發了瘋地想要聽聞一些事件，這便是人們選擇圍觀的原因。圍觀之所以只是圍觀，是因為這里面不涉及正常人應該有的關心和真實切膚的悲痛，人們只是為了在苦難的命運面前，以一個最可憐的底層的身份，祈求“幸運之神”給自己平鋪直敘的生活中增加一點可笑的調料。“我”太太的自殺讓他們得到了“幸運的”滿足；然而，這卻讓他們同一時間暴露了自己生命的匱乏和命運對他們的殘忍。

“我”依舊活著，“消極”大概也是命運與我的饋贈。“我”是一個懶得熱情的人，也可能因為這樣，“我”才懶得自殺。但其實，人類從骨子里應該是一種群體性的動物，人類本應天然地有著交流欲望的；而“我”卻懶得如此，多半是由于被命運所擄進而被生活所傷，這是人生成長過程中的無可避免的創傷記憶。在眼前這樣一個讓“我”感到沉重、頹廢又混亂的世界里，“我”的癥狀是很多人都有的典型的時代病，這像極了精神世界里的廣泛彌散的亞健康。

“有限的解脫在更深層的憂慮面前仍顯得徒勞”，這其實是整本小說集所明確顯現出的險些不受作家自己控制的情感基調：五篇小說雖然題材不同、側重不同、表現力度不同，但情感的指向、心緒的堆疊卻在某個層面上近乎完全相同：更深層的憂慮。這樣的憂慮，既是具體的又是虛幻的——我們的“所求”會因“求不得”而苦，一個接一個的“求不得”便是一個接一個的苦；然而命運中亦有解脫的線索，只要我們按圖索驥，便往往能夠將“求不得”變為“求得”；但生活就是這樣弄人，人性就是這樣復雜又簡單，所以“求得”之后的失落也就必然一茬接一茬，這樣的戲碼竟然就是生活中所謂沉重的詩意。

“生活原本就是對徒勞的應對”，這樣的說法其實非常無奈，這種無奈是由于百般找尋人生意義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令自己滿意的終極答案。于是，多數人便選擇放棄，而開始相信生活需要換個角度去看待，命運需要換個心態去面對。事實上，這是一種“彌足可貴的英雄主義”，甚至是一種切實有效的反抗：無可奈何卻仍一往無前，孤身向死卻仍堅定不移，這樣的英雄主義已然足夠偉大，甚至有種“管他身后洪水滔天”式的自顧自的悲壯。凡人的堅守與庸眾的命格，能做到這個層面，也便足以感到寬慰了。

“世界本身就是一場像模像樣的儀式”，這樣的儀式背后必然有著更為隱秘和有趣的所在。我們不應該將自己只看作單一存在的人，而應該在頭腦中種植一種更為浩瀚的宇宙覺識；暫且不論這樣的覺識是否精英專屬，我們都可以這樣解讀：自己本不是自己，而是一種背后更強大力量的暫時的具體的顯示。這樣想來，整部小說集里的故事便更加有了言說的底氣；事實上，作家向我們傳達便是：命運往往給人一種讓人失望的徒勞感，但生活卻教我們直面這樣的徒勞；正如，作家宣布選擇的是積極，那么直面的便是消極，這既順其自然，又“無人幸免”。所謂“推石上山”，亦大體如此。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繼續堅持已有的精神生活或者努力重塑我們可能已經荒廢的精神世界，而照亮我們的精神世界的那道若陷若現的光——既“如在水底”那般沉重，又“如在空中”那么輕盈。

（作者系湖北大學文學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