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寫作中，一直有著對歷史和土地的深情。所謂春秋筆法、史記傳統，參證的是歷史，用來形容的卻是何為好的文學，所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紅樓夢》，名為小說，很多讀者也是拿來當作歷史讀解的。而歷代詩文中的情懷，關乎土地、故鄉的，更是不可計數。錢穆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向后型的文化，因此文化人“很少向未來的熱戀，卻多對過去的深情”。這個觀察顯然是精準的。

對歷史和土地的情結，正是一種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現。

看清來路，以辨識出自己的血緣脈絡，并找尋自己的精神根據地，這成了許多人心中潛藏的渴望。坊間流行講論歷史的書和電視節目，旅行崇尚去那些窮鄉僻壤、荒野大漠，何嘗不是都市人無處還鄉之后的一種“對過去的深情”？只是，在許多文人那里，講述歷史變成了一種知識崇拜，朝向大地的寫作，也成了他用來反抗現代化的一個道具而已。結果，文化歷史大散文風行一時，回憶鄉土的文學也舉目都是，但這些作品背后，惟獨缺少的就是中國文學傳統中最重要的品質：情懷，或者說心事。

沒有獨特的情懷和心事，歷史、大地就不過是一些材料和物質而已，沒有生命可言，那些死去的事實，并不能給活生生的思想以任何啟示，那些大地上的花草樹石，也不會和人建立起任何對話關系。很多的文學作品，背后一片寂靜，無法發出有力量、有價值的聲音，原因或許正在于此。

2009年，我在《作家》雜志上陸續讀到欣力的專欄“騎鶴江湖”，覺得它柔韌有力，就在于這是一批內藏情懷和心事的好散文。欣力把一個風塵仆仆的行旅者的形象，縫合在歷史、現實、沉思和追憶之中，那些細小的悲和喜，藏在文字深處，既是對過去的深情緬懷，也是對此世、對生活本身的一種積極回應。與那些空談歷史、堆砌材料的作家不同，欣力為自己的內心如何通往歷史那些塵封的角落，準備了許多纖細的入口，而每一個入口，都浸潤著作者對時光、記憶和生命本身的真實體驗。

騎鶴江湖，是一種漫游方式，也是一種理想的抒發。據欣力自己供述，為準備這個專欄的寫作，她從2008年開始旅行，從西北到東南，行程逾兩萬里：“西北從山西大同到內蒙豐鎮、涼城、岱海、呼和浩特，經巴彥淖爾、磴口到阿拉善左旗、寧夏銀川、中衛、甘肅蘭州，再到張掖、玉門、嘉峪關，直到敦煌；東南由成都到富順，向南經瀘州、江安到蜀南竹海，再北上經宜賓到自貢，向西北到樂山大佛、雅安、上里古鎮，回到成都；并三下揚州。其間走過燕山山脈、陰山山脈、賀蘭山脈、祁連山脈；跨過黃河、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目睹岷江跟大渡河在樂山大佛腳下匯流……”（《開欄的話》）在這個闊大的空間里，欣力以尋訪先祖遺蹤為線索，為自己繪制下了一幅獨特的心靈地圖。

但在這個闊大空間的尋訪和追思里，我以為，欣力筆下真正的主角不是她用腳丈量的那些空間，也不是她那些顯赫而苦難的先祖，而是時間。我在她的文字里，到處感受得到時間的面影，時間的力量。人在時間里生活，也在時間里思索，最終都在時間面前獲得公正、平等的歸宿——死亡，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母題，也是人類渴望超越的精神困境。“騎鶴江湖”系列散文，昭示出了人在時間面前的各種困難和情狀，也寫下了作者在面對時間磨碾下的家族往事時所難以釋懷的一段沉重心事。

那些殘破的舊居，無論是巍峨的將軍府衙，還是褪色的平房，在時間的風雨中都露出了滄桑而黯淡的面容；而那些先人的氣息，卻似乎還在瓦縫、木紋和班駁的窗格里發散著，在看著他的后人，也在某一種意義上滋養著他的后人。“廊柱像是一根粗原木，全裸了，沒一點漆色，可雕刻的花紋迂回曲折，環環相套，精美可辨；廊檐下橫梁三條，紅藍綠，斑駁了，中間以橘色、褐色雕花木條間隔；一溜白紙窗戶通頂，小木格的，半人高的地方鑲一尺見方的玻璃，配細綠木框；玻璃窗里露出來——粉窗簾兒白窗簾兒花窗簾兒；窗外還有一層木頭護板，鏤花的，由木軸朝外支著，大開了。窗根兒摞了齊腰高的蜂窩煤，上頭堆些雜物——奶箱子，笸籮，放餃子的蓋簾兒；兩根柱子之間拉一根繩，掛了男人衣裳，黑褂藍褲，剛從磚窯里爬出來似的，全是土。”（《我的阿拉善——內蒙阿拉善左旗尋阿拉善親王府》）那些舊物，那些昔日的風流，已被雨打風吹去，一切已物是人非，但在它的上面終歸殘存著曾經的主人的心氣，當作者站在它們面前，一扇和先人對話的門就打開了。

其實，歷史作為陳年往事，之所以對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意義，就在于歷史中其實隱藏著一團心氣，而歷史無論如何推演，這一團心氣總是在滾動，在壯大。那些真正接通歷史、理解歷史的人，其實就是讓這團心氣在時間中繼續壯大，并使之落實的人。欣力在《愛蓮說——戊子年初秋在中衛》一文中寫到，她收著她姥姥的一張畫，畫的是白蓮，上面的有她姥姥的題款，“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這是一個經歷了時間風霜的老人對歲月的慨嘆，如今，這團來自她姥姥的心氣，也在激發作者繼續對時間和人生作出思索，并在一種覺悟中體會到生命的通達：

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孔夫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已經過了不惑之年，體會是，這個“不惑”或許并非真的再沒困惑，而是一種態度：人生看似紛繁，其實一切都是有因緣的。那個因緣埋得深，不容易叫人看見，可是你若認真看，就能看見。

——要在時間之中“看見”人生的因緣，這需要一種獨特的價值視力，那種能夠穿越紛繁的生活表象的銳利眼神。也許正因為有了這束眼神，作者筆下以她外祖母趙誦琴為核心的人物譜系，才會從時間的灰燼中站出來說話，并從內心深處觸動作者的幽思。這個叫誦琴的、喜歡在自家花園廊下廢寢忘食地讀《紅樓夢》的美麗少女，是如何經歷漫長的人生，并成為一個心如死灰的老人的？——作者寫下的或許只是一些平常的人生斷片，但在這些斷片下面那顆波瀾萬丈的心，以及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浩茫心事，卻寫得精細傳神。時間如此冷酷，生活如此沉重，趙誦琴或許不過是一粒歷史中的塵埃，但你很難想象，無論經歷了多少悲傷和變故，這個老人直到臨終前都沒有失去對愛情的追求、信仰，對記憶的忠誠守護。欣力在文中說，“人說美從來都是脆弱的。再美再昂揚，以一個少女之身，怕也拗不過時代的推搡，生活的磨礪。”（《愛蓮說——戊子年初秋在中衛》）但在我看來，趙誦琴那種自尊、美，她對死亡的淡然，卻超越了時間和生活的磨礪，成了滋養后人的那團心氣的一部分。

作者的姥姥趙誦琴，以及趙誦琴的祖父長庚將軍，是“騎鶴江湖”系列散文中最動人的人物，當然還有作者的外祖父、吳爺爺、母親等人，也寫得令人感慨萬千。作者這種由思念而有的尋找，由尋找而有的記錄，真不是為了給死者立傳，而是希望給予活著的人以一種活出意義的提示，為還在繼續的人生找尋一個繼續的理由。

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物，無論卑微還是顯赫，對于追思者，都只是一個繩頭而已，從它牽出來的，總是追思者的心事：“可是，歷史就像大自然，只能了解，沒法改變。一點點挨進歷史，我的手切上那條從不停歇的脈，我發現——他們就是大自然——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親和母親，他們就是土地、草原、山川和河流，在歷史的風塵里，艱忍昂揚地走過，讓我不由得想去探尋他們經歷過的歲月，想象他們的感受，我發覺，生命的意義于我，是從未有過地清楚了。”（《我的阿拉善——內蒙阿拉善左旗尋阿拉善親王府》）那些消失于時間中的人和事，通過我內心的咀嚼、精神的反芻，讓我領會了生命的意義，并讓我的生命和他們的生命之間實現了對話和交流。以一個生命的專注來領會另一個生命的燦爛與悲情，以一個靈魂卷走另一個靈魂，這種以生命訪問歷史的寫作方式，在眾多有關歷史文化散文的寫作中，我以為是最為有效的一種。

歷史必須是無論如何和我有關的歷史，生命也必須是我所體驗到的生命——寫作就是不斷地把客觀化的歷史和現實，變成個體的歷史和現實，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有望成為“生命的學問”。歷史和現實往往就銜接在個體的生命節點上，寫作就是要不斷地捕捉這個生命的節點，并書寫出在這個節點上的心事和感受。

今年暑假牛牛回來，我們倆去看他的姥姥、太姥姥。

我們買了兩大捧花，一束是白百合配紅玫瑰，給牛牛的姥姥我的母親羅恒芳，我媽最愛百合；另一束五彩繽紛，有非洲菊、以色列玫瑰、小頭康乃馨，還有帶花點的小朵百合，配以黃英、星星草，熱熱鬧鬧一大捧，給牛牛的太姥姥我姥姥趙誦琴，她生前飽嘗孤獨滋味，我們愿她在那個世界里每天都過得歡喜。

把花在碑座上放好，我們擦碑石，沿著筆畫兒，把她們名字上的灰塵擦掉。然后我們挨著站好，看她們。什么叫天涯相隔？我們跟她們之間隔著的已經不是天涯，而是兩個世界。我們沒有了她們，可我們還擁有彼此；我們的存在是因為她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為他的存在——我感覺著我的孩子，他像一顆瘦高的小松樹在我身邊，我感覺到我們的心，就在此刻，跳在一個節拍上——為了永遠的懷念和愛，我想說：這就是人生的意義。

這是欣力在《將軍一去——到伊犁再尋長庚》一文中寫下的感受。對生命意義的覺悟，是生命本身的饋贈，也是時間給予生命的光輝，而這個意義之所以真實，在于它可以返回到生活中來，并讓人對人生有新的認知。“我為此感謝我的先祖，是他們領我上路，讓我看見這闊大的世界，和這些真實過活著的人們，讓我終于看見生活的真相：純樸地生活著，就是好的人生。這于我，真是大安慰。”（《將軍一去——到伊犁再尋長庚》）這是欣力散文中極為動人的部分——她總是能夠去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美和溫暖，并通過生活本身的力量去求證自己內心所渴求的事物。

那些過去容易被作家們置放于高蹈位置上的意義和希望，其實一直在生活之中，在那些普通而可愛的臉龐上。一種可以在生活中實現出來的希望，才是可信的希望；一種可以在人性的日常中展示出來的意義，才是值得追求的意義。因此，我感慨于欣力的行旅和寫作，她不是那種從歷史的傷感中難以自拔的人，而是不斷留意現實、生活對歷史的回應，并通過這種回應來確證歷史與現實中那條隱在的、一致的血脈。

而在我看來，生活比歷史更永久，因為生活是活著的歷史，是正在進行的歷史。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風吹過田野，小巷里的喧鬧，街邊飄來的酒香，一個嬰孩的啼哭，校園里的讀書聲，雞飛，狗跳，一個女人走過之后的香水味，飯桌上冒著熱氣的那碗粥，等等，這些生活的細節，不斷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出現，在歷史的每個時段上演，無論時局如何變化、苦難如何重壓，日常生活都堅定地在著，不容修改。日常生活是時間長河中最為穩固的部分，是人類精神永不破敗的肉身：

大鐵鍋架柴火灶上，一鍋醬色的湯翻騰著，雞啊肉的，煮了一鍋。像是剛開的鍋，熱氣升起，香氣才來。鍋后頭有水池，兩只新殺的雞頭朝下栽里頭。買了一大塊鹵肉，明知吃不了那么多，還是要了。但見這肉，暗紅發亮，潤澤無比，香氣逼人，提在手上，讓人不能不愛人生。

坐下，慢慢品炒菜搓魚魚配鹵肉，看見對面店家的女人正照鏡子。她四十左右年紀，穿碎花褂子；臉上有紅似白的，想必粉兒沒少撲；腦后一根“馬尾”，左手腕戴坤表一塊，右手拿鏡——左面照，右面照，正面照，再左面右面正面……發現我看，人家別過臉去。我也別過臉去。不該那么看人。待會兒忍不住再看，人家拿了鏡子，又在照。她的店沒生意，所以她閑。她可也不跟別人似的招攬生意，只顧照鏡子。

《故里王孫曾遠走》里的這個畫面，說出的是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鐵鍋，肉香，一個女人的愛美之心，這些都來自日常生活的最末梢，卻傳達著人世的暖意——那些歷世歷代不安的靈魂，其實不過是為了能夠在這種有暖意的人世里棲居，就此而言，那些逝去的先人，他們的魂魄、夢想，從未消失，而是一直寄寓在日常生活這些周而復始的場景和段落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先人在活著。

我們是個體的人，也是復合的人。尼采說，一個作家的身上，不僅有他自己的精神，還有他朋友們的精神，說的也是這個意思。而那些能在日常生活中傳承的精神，往往是最有生命力的。正是從這個角度，我感覺欣力是真正理解了自己尋找先祖遺蹤的終極意義——她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人世，并熱愛它。為此，她寫那些路遇的人，從內蒙阿拉善博物館的女子小陳，到阿勒泰的波蘭畢克、喀納斯的米娜、克拉瑪依的古麗、韓龍，天山神境里的尼曼，伊犁河邊的Yilidalirasi，還有巴侖臺的小娃娃阿吉達，欣力并不認識他們，可對他們卻沒有陌生感，好像早就認識過他們似的。

她在追述一種歷史的同時，總是愿意花筆墨去寫這些平凡的人群，尤其是寫他們那種看了讓人覺得心里踏實的日常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它仿佛看見了在時間的另一端活著的親人。

我感動于此。

一個能寫出時間和生活的力量，并在時間和生活面前公正地看待人和事的作家，她的生命觀一定是寬廣的，仁慈的。確實，欣力在書寫一種歷史、描述一種苦難時，文字里沒有絲毫的怪責和怨恨，而是充滿饒恕和理解，充滿理解之后的同情和釋然。她說，“蓮花生蓮子，蓮子的心是苦的。可她并不怨恨。一顆受苦的心并不怨恨，是偉大的。”（《愛蓮說——戊子年初秋在中衛》）這種仁慈而平等的生命意識的獲得，使欣力找到了一種觀察歷史、理解人世的最佳視角。無論走過多少風雨，歷經多少劫難，在我們前方的依然是那片生命的原野，它等待每一個人去求證，去愛，去生活。

騎鶴江湖，是為了返回人世的暖地；尋覓先人，也不過是為了回應生命的嘆息。欣力的寫作，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了此世，也更好地理解了時間的公正和漠然、生活的熱情和堅韌。她有權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