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職業大全（浮世繪版）》（局部） 狩野晏川作（北尾政美原作）

“在早期的博物館中，館內的藏品和標本才是博物館的‘原動力’ ，而在當下‘超級連接’社會的背景下，博物館的‘多邊協作’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日前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第17屆中日韓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首爾歷史博物館教育對外合作科科長金志娟的一席話，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共鳴。

中日韓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是2002年由中國首都博物館、日本江戶東京博物館和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作為三個國家的首都城市博物館共同發起的一個國際性博物館學術研討會。每年輪流在中、日、韓三國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中國首都博物館主辦，主題為“資源共享與學術聯合—— ‘首都學’語境下的博物館‘超級連接’ ” 。“我們希望借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推動博物館學與地方學的結合，以首都、古都城市博物館的聯合及更廣泛的學術資源整合，推動‘首都學’的學術建構和首都城市博物館的新定位與新發展。 ”首都博物館館長韓戰明說。

要提高藏品的利用價值

江戶東京博物館是東京都成立的第一家博物館，于1993年開館，也是日本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介紹有關城市史的博物館，博物館一直把“回顧江戶東京的歷史和文化，暢想未來城市和生活”作為辦館目標。“一直以來，日本的博物館很重視美術品和古代文書的收藏和研究，并對其進行征集和展覽。然而，江戶東京博物館卻積極征集一直被忽視的日常生活用品、民俗資料等實物和史料。這些實物和史料不僅見證了從江戶到東京的變遷，也是當時日本社會的縮影。 ”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都市歷史研究室室長岡塚章子介紹，博物館的三大收藏分別為“石井收藏” “赤木收藏”“喜多川收藏” ，“這里的每一件藏品不能說是價值連城，但通過調查和研究，可以衍生出新的價值。關于如何提高藏品的利用價值，與博物館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息息相關” 。

比如，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對“石井收藏”進行調查研究，出版了《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史料叢書》 ；針對收藏中一些書信和文書等文獻資料嚴重受損的情況，將資料轉換成16 mm縮微膠卷，并由博物館圖書室對外公開。為了查閱縮微膠卷，還有一些研究人員遠道而來。又如，博物館根據“喜多川收藏”中關于凌云閣的資料，在常設展室內制作了凌云閣原大小1 / 10尺寸的模型，復原了早已因地震損毀而被拆除的凌云閣；通過對“喜多川收藏”進行調查研究和分析，舉行研究論壇，出版了兩本《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調查報告》 。

觀眾不再是單純的旁觀者

關于藏品的利用，首爾歷史博物館對藏品的教具開發同樣值得借鑒。于2002年開館的首爾歷史博物館作為儲存首爾記憶的地方，不僅征集有關首爾的資料，同時對首爾實行調查和研究，并以此為基礎履行展覽、教育等功能。博物館開展了以考察當地文化遺產（遺跡）為內容的項目，而且積極地編纂相應的教材、制作教具等，并靈活運用于教育產品當中。如用樂高積木建造漢陽都城的《通過積木來學習漢陽都城》項目、配合“慶熙宮探險隊”教育產品使用的慶熙宮套件、京橋莊立體拼圖、電車381號立體拼圖等。“這些設計在城市歷史博物館共享并傳播首爾歷史及文化上，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金志娟說。

在她看來，隨著“超級連接”社會的到來，和無論何時何地都能連接的網絡環境的出現，觀眾不再只是博物館多種角色中的單純的旁觀者，而獲得了積極參與的機會。通過社交媒體等多種方式，不僅能共享博物館所收藏的藏品和信息，還能通過溝通和參與一起創造。從博物館的立場來看，想要和觀眾溝通的意愿也在高漲，這是因為觀眾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提供給別人，并且對其進行重組、共享和傳達。“特別是因為‘超級連接’社會的又一個特征‘超個人化’ ，即為了滿足用戶的不同口味，博物館不能再進行一般性的知識傳達，和用戶一起成長合作成為必需條件。 ”金志娟說。

首爾歷史博物館把學校教師納入新的共享對象，通過與首爾市教育廳的合作，籌劃開展了“講師說明會”項目；開發了以參與者為中心的項目，如SEMU探險隊、大學生預備館長項目。SEMU探險隊是由四到五人組成學習小組，學生之間相互合作，背著裝滿教具套件的書包，在展室內四處探險，各自在展室里找出答案。金志娟說：“在‘超級連接’社會里，連接意味著溝通，溝通不是一般的傳達，而是雙向的溝通，也就意味著參與。 ”

多邊協作連接兩個城市的歷史和生活

信息化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超級連接”也正朝著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超級連接”擴充原有的內涵。博物館應該如何反映如今的“超級連接”社會？博物館應該怎樣發展？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張杰認為，對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化博物館來說，促進所在地居民對周邊國家和地區文化的了解，促進人民之間的友好與信任，以及向國際社會展示本國文化，為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提供本民族、本國家的智慧，提升國家與民族的國際影響力，無疑是在更高層面實現博物館價值的途徑，同時也是博物館超越國界與世界“超級連接”的途徑。而在以往的中日韓博物館合作中，上述“超級連接”途徑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張杰舉例到， 2013年，首都博物館與首爾歷史博物館開啟了對等交換展覽的序幕——首都博物館策劃的“包容的北京——一座城市的成長” ，向韓國觀眾介紹了中國首都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 2015年12月，由首爾歷史博物館策劃的“水路城市，首爾：清溪川的變遷”則在首都博物館展出。

在北京的展覽策展之初，首爾歷史博物館的同行們介紹了“首爾東大門”與“清溪川的變遷”兩個展覽主題方案，張杰作為中方策展人，第一反應就是把“清溪川的變遷”引進到北京來。“清溪川這條貫穿首爾的歷史河流伴隨著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城市近代化向現代化轉型帶來的改變，其中的城市與生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亞洲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從兩座城市的河道命運來看，首爾的‘清溪川的變遷’展覽更有利于與北京觀眾之間形成聯系。在展覽的意義上，通過城市文明的互相借鑒，將北京與首爾聯系在一起，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供多元的思考。 ”展覽在首都博物館展出時，正值韓國電視劇《請回答1988》熱播，更拉近了北京與首爾的關系。

張杰由此得出結論，在展覽中，博物館的連接發生在如下角度：一是博物館與博物館之間的合作，連接了兩個城市的歷史和生活；二是博物館與電視劇檔期的巧合，連接了展覽與社會文化生活的熱點；三是博物館與社會事務的接觸，連接了博物館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更深層次地實現了博物館的使命；四是博物館展覽帶來的思考，使觀眾的思考與社會進行連接，對于培育公民意識起到了促進作用。他繼續說：“在這四個連接中，第二個連接是巧合，但這種巧合出現的時候，也是博物館將連接的可及性進一步發揮的時候。因此策展人需要具備對社會其他文化信息的敏銳判斷力，才更有助于在博物館可及性上發揮博物館資源的優勢。 ”

中日韓博物館館長圓桌會議也于研討會同期舉行，與會代表就建立“首都城市博物館聯盟”事宜展開討論和協商。大家認為，首都城市博物館聯盟的建立，不僅為博物館的發展搭建了更加廣泛的聯絡與合作的平臺，同時有助于在亞洲甚至世界范圍內來討論博物館的發展。

這幅圖描繪八月十五中秋節祭月場景。祭臺上供奉著一尊兔兒爺，兩個孩童正在跪拜，不遠處一男童手捧一盤水蜜桃走向另一名孩童，旁邊立著一位仕女，手拿靈芝。祭月是中秋節的傳統習俗。明清時期，祭月的神像逐漸演變為月光菩薩與搗藥玉兔。兔兒爺的形象就是從搗藥的玉兔而來。

中秋拜月圖（清） 　　

這幅圖描繪八月十五中秋節祭月場景。祭臺上供奉著一尊兔兒爺，兩個孩童正在跪拜，不遠處一男童手捧一盤水蜜桃走向另一名孩童，旁邊立著一位仕女，手拿靈芝。祭月是中秋節的傳統習俗。明清時期，祭月的神像逐漸演變為月光菩薩與搗藥玉兔。兔兒爺的形象就是從搗藥的玉兔而來。

延伸閱讀

一個時代、兩座城池文化的個性與共性

□本報記者 陳思靜

作為“中日韓國際博物館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成果之一， 8月14日至10月7日，由北京首都博物館和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主辦的“都市·生活——18世紀的東京與北京”展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的創意是在“中日韓國際博物館學術研討會”的合作模式下提出，由兩館策展人員共同策劃完成。

展覽以18世紀的北京與東京為背景，通過兩個國家城市博物館所藏精品文物，從宏觀城市功能與規劃，到百姓的城市生活，再到豐富多彩的城市藝術，多視角、多維度地展示了清前期盛極一時的北京和幕府時期繁花似錦的江戶。2017年，展覽在東京率先拉開帷幕，今年8月14日移師北京。

“2017年展覽在東京展出時，首都博物館展品占2 / 3；此次北京展出，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展品占2 / 3。 ”首都博物館黨委書記白杰介紹，此次展覽共展出展品181件（套） ，其中日方展品112件（套） 。展覽通過圖片資料、生活民俗資料、工藝品等各類型展品，展示了18世紀北京與東京的城市面貌、城市生活以及東京的各類藝術發展，向觀眾介紹了兩座城市的構造、生活以及文化，并探究兩者的異同。一個時代、兩座城池，物質生活所呈現的異與同，折射出兩個國家文化的個性與共性。

18世紀的東京處于江戶幕府的管制之下， 18世紀的北京處于康乾盛世時期，兩地政治安定，生活富足，盡顯東方文化的城市共性。北京首都博物館和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作為各自首都的城市博物館代表，共同研究城市發展歷史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把策劃重點放在展現中日同一時期歷史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看點上，發揮城市博物館展覽的特性。因此，展覽分城市營造、城市生活、城市藝蘊三個部分，對18世紀的東京與北京兩個城市的發展史、生活和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

“之所以采取對比的形式，是因為我們了解知識結構都是從已知到未知，希望觀眾能從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遷移到同一時期另外一個城市，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展覽中方策展人張靚說。尤其是“城市生活”部分，從居住、服飾、經商、節日、育兒、教育、娛樂7個部分，對比展示了雙城歷史片段。

并列放置的《康熙六旬萬壽圖》印版、日本的《熙代勝覽》兩幅長卷拉開了“城市生活”的帷幕；一旁來自清朝的一品文官夏季官服青色納紗云鶴紋補單褂與江戶城鎮女性所穿和服分染麻質水邊風景鶴紋單衣相對應； 《近代職業大全（浮世繪版） 》描繪了煙袋店、煙草店，還有路過店鋪門前的耍猴人等，這些形象可以和《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畫冊》里相應的圖像進行對比。展期橫跨七夕和中秋節，因此在節日部分，展覽著重比較了兩國關于七夕和中秋的習俗，在一輪明月兩側分別擺放了中日兩國的中秋賞月圖。如此，觀眾可以更直觀更深入地對比同一歷史節點、同一場景下兩座城市的特點和風情、共性與特性，從而深化對自身世界與外部世界的認知。

“同樣是過中秋節，但是兩國在節日習俗當中還是有一定的差異。比如，中國的八月十五是中秋節，中國在這一天會賞月吃月餅，而日本賞月是在八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三日這兩天，而且他們會吃小點心、小年糕；還有七夕節，中國有乞巧的習俗，是女性進行織繡比賽之類的活動，但是日本會把祝福語和吉祥祈愿的心愿寫在彩紙上，拴在小竹竿上。 ”張靚介紹。

此外，展覽還能看到來自日本的算盤、圍棋，以及取自中國傳說及神話人物造型的印盒等物品。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館長藤森照信表示，日本和中國擁有悠久的文化交流歷史，即便在江戶時代日本已經開始閉關鎖國，文化交流也未曾停滯過。張靚認為，“兩座城市的共性有一部分正是中日文化的相互影響。中日兩國作為鄰國來說，交往的歷史非常悠久，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是一直以來都有的。這也是我們做這個展覽希望傳達給觀眾的內容。”

在腰部將衣料分染為松皮菱形，下半身有水邊風景，上半身有飛翔的鶴。這種在腰部改變底色和花紋的設計形式，見于日本18世紀前半期至中期左右。根據其用色多樣的友禪染技法，推測它為市民階層的女性穿戴，與出身于武士門第的女性所穿著的衣物相比，保存下來的非常少。

“友禪染”是在日本江戶時期發展并流行起來的一種極具代表性的染色技法。此技法的獨到之處是在染色時使用特制的漿糊沿著圖案的輪廓線進行精心細致的描繪。這樣做能夠有效地防止相鄰的顏色互相混雜。這也是友禪染的技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