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個上午，專程來廣東、福建兩省采風的我，來到深圳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看到人們舉著手機一個接一個地圍著鄧小平同志塑像拍照，想想沿途看到的改革開放之后發生的巨大變化，不知怎的，竟然眼中含起了淚花。

回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姑姑的一雙兒女都會照相，一個在陳集公社開照相館，一個在高集公社開門市。那時候，會照相是令人羨慕得流口水的技術活，能開照相館更不是等閑之輩。相片在當時是個稀罕物，一家人能照個全家福絕對是小康人家；女孩說婆家一般是先見照片，男孩找媳婦也常常是先見照片，能相中照片，婚姻大事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表哥表姐到我家走親戚的時候，常常帶著照相機，借看望我父母的機會，順便給姥娘門上的親朋好友照個相。紅布一蒙，黑里透紅，站好別動，一分鐘就成。表哥表姐把自己的頭蓋在紅布里，調好照相機，然后再把頭從紅布里抽出來，右手揚起，左手握住氣棒一類的東西，說道：“往這里看！靠左一點，向右一點，收住下巴，抬抬頭，笑一笑！”隨著“滋”的一聲響，人像定格，照片就照好了。

我們家在村里是大輩，別人喊我表哥一聲表爺爺，喊我表姐一聲表姑奶奶，照一張相就能便宜五分錢。在那個時代，五分錢可是大錢，在我們村里一個壯勞力一天的工錢也就八分錢！能在我們家照相，省錢不說，還少跑六七里路去集市，更主要的是有的大姑娘或者小伙子借照相的機會，把該見的人直接見了。

我家不算大的院子仿佛成了集市，村里的男男女女常常在這個時候到我家串門，有照相的，有看照相的，有蹭茶水吃瓜子的，也有不少借機相親的。我父母拿出瓜子、糖果和茶水招待他們，他們喝著茶水，嗑著瓜子，聊著天，有說有笑。母親從里簾屋內進進出出，一會兒去端糖果，一會兒去倒水。平時脾氣暴躁的父親見誰幾乎都要打招呼，給人家敬煙，讓人家進屋喝茶水或者嗑瓜子，給人家說中午或者晚上別走了，有現成的肴盅，坐下來一起喝酒。這些來的村人，有的擺擺手，說一聲：“大爺爺，您快去忙吧，我們照個相就走！”有的一打招呼就進了我家正房，在八仙桌子旁坐下來，從國際大事到家長里短，一直聊到傍晚月亮掛上樹梢。

家里所有供村人享用的糖果和瓜子，包括煙酒，都是平時我父母從自己牙縫里擠出來的，他們自己不吃不喝，也不讓我們這些兒女們吃喝。母親私下對父親說，你和孩子對這些煙呀酒呀糖果瓜子呀，連個牙印都沒有沾過，省了一年的東西都讓這些串門子的和外甥外甥女吃了，我心疼得慌呀！父親卻說，咱家四五個跟牛犢子一樣的男孩子眼看著一個個長起來了，有人能進咱家的門就是咱家的福氣，說不定來吃吃喝喝的，就是咱家的貴人，就是咱家孩子的媒人。

能給兒子個個討上媳婦，是我父母最大的心愿。可在1979年，我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老人家至死也沒有看到兒子個個找個媳婦，更沒有與后來都有老婆孩子的兒子們照上一張全家福。

因為對照相有著神圣和美好的記憶，我軍校一畢業，就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款傻瓜相機。拿到相機，我如獲至寶，輕易不敢示人，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晚上，才從箱子底里翻出來，一遍又一遍地把玩。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多。后來，認識妻子后，我才買了第一盒膠卷，正式把這款傻瓜相機挎在肩上，記錄起我的生活。它幾乎成了我外出時形影不離的朋友，在“咔嚓咔嚓”聲中，記錄了妻子與我從相識、相知到相戀，再到結婚生子的一個個美妙的瞬間。

在這款相機拍攝的所有照片中，有一張照片令我印象最深刻，它是拍攝于山東聊城環城湖上的一張生活照。

1998年的春夏之交，一個難得的好天氣。這個上午，妻子沒有班，我向單位領導請了假，帶上兩歲的兒子和七旬的母親去環城湖上度周末。在碧波蕩漾的湖面上，我在船頭劃船，母親和兒子坐在船中，妻子在船尾注視著他們。船在我的操縱下，時而急駛，時而緩游。母親的面容慈祥，兒子的樣子可愛，妻子挽起長長的秀發，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下船時，妻子立在一旁，母親探著頭、拉著兒子的手正要離船，得空的我連忙拍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在我看來，照片上的船仿佛是我和妻子組成的小家，母親照看著我的兒子，而我經常漂泊在船的外面，生活在部隊這座大熔爐里。

自此之后，或許受了我的影響，妻子也愛上照相這一行，從我那臺傻瓜相機開始，到2006年的數碼相機，再到后來的手機照相，妻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生活在哪里拍到哪里。今年3月，我與妻子認識二十五周年那天，我幫她換了一臺內存128GB的華為手機。妻子高興地說，這么大的內存夠我用兩年的了！

世事滄桑，時代變遷。照相的故事，見證著不同的時代，記錄著不同的人生，訴說著人們對美好生活永遠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