濤弟來電話，說自己從上海回家種田來了。我驚訝，你不是在上海當老板嗎？回來種什么田？！

電話里傳來一陣笑聲：種田也能當老板呀！俺現在是“田老板”！

我懷疑這家伙是不是在上海出了什么紕漏，把自己的生意做砸了？濤弟聽出了我的疑慮，說，你抽個時間回來一趟，我們好好聊聊。

濤弟是我的堂弟，比我小一歲，小時候與我同村同校，是我甩不開的“跟屁蟲”。那時候他家跟大多數農村家庭一樣，吃飽肚子是最大的追求。比別家特別的是，濤弟家兄弟姐妹多，盡管分口糧時占先，但吃起來也快。當別人家糧缸還能蓋住底兒的時候，濤弟家早就“斷頓”、只能依靠孩子挖野菜做飯了。到了該上學的年齡了，濤弟家沒錢，不準備讓他讀書。可濤弟天天跟在我的后面，我去學校他也去學校，我進教室他也進教室。老師看他可憐，免了他的學費，使他得以上學讀書。

初中畢業的時候，農村包產到戶了。濤弟家人口多，耕地自然分得就多。濤弟父母都是種田的“老把式”，伺弄起自家的土地自然格外用心。分田當年，濤弟家收了個倉滿庫溢，一家人高興得合不攏嘴，直夸黨的政策好。濤弟父母見種田有奔頭，就讓濤弟回家幫忙。那些年，濤弟家的莊稼一直是我們村長勢最旺、收成最好的，濤弟父親因此被大伙叫作“莊稼頭”。

就這樣過了段舒心日子，農村家家堆滿了余糧，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濤弟家還先別人一步，買了臺14英吋“飛躍”牌黑白電視機。那時候農村還沒有通電，濤弟在初中學到的知識派上了用場。他用自行車的輪子發電，不但給自家小屋裝上了明亮的電燈，還使我們看到了《血疑》、《霍元甲》，看到了美加訓鹿、佛羅里達海灘，看到了深圳、上海日新月異的變化。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村里的年輕人不安分了，成群結隊地走出了家門。最高峰時，上海竟擁有我縣打工一族30萬之眾。在這股“打工潮”的裹帶下，我也走出了家門，最后在縣城落下了腳。濤弟最終也耐不住寂寞，成為上海打工一族的一員。先是在一家裝潢公司當小工，后來不知怎么的就成了公司的主管。再后來，自己出來單獨開了家公司，“自己給自己打工”， 幾十年下來掙了幾千萬資產。去年我借出差機會去過一次，濤弟不再是那個流著鼻涕咧嘴就哭的濤弟，也不再是過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濤弟，西裝革履，派頭十足，開著“大奔”帶我到他公司附近的皇冠假日酒店用餐，喝洋酒，吃龍蝦。我正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受寵若驚，連呼“場面”。濤弟卻滿不在意地一笑，說，這有什么？上海是十里洋場，會掙錢就得會花錢。

可是，濤弟怎么回來了呢？

上星期天，我回了趟老家。濤弟還是上海時的打扮，私家車就停在自家的門口。我問，真回來了？濤弟答，真回來了。上海生意不做了？哪能呢，你弟媳在那打理呢！你兩頭跑？是呵，現在通了高速，幾小時的路程。我又問，現在都說“種田不掙錢，不如不種田，”你怎么反而回過頭來了？濤弟笑嘻嘻地說，種田掙錢不掙錢，關鍵看你怎么種！

接著，他操著一口夾雜土音的普通話，給我算了一筆帳——

為什么大伙都說種田劃不來？你看，一般農戶種植一畝麥子，需要肥料、農藥等成本四、五百塊（元）。按畝產千斤、每斤塊把的時價算，一畝地毛收入千把塊，純收入只有四、五百塊。我們這里人均1畝多地，按一家3口人、承包耕地6畝算，純收入也只有三千來塊。所以說“種田不掙錢，不如不種田”，大伙紛紛外出打工經商了。可是如果進行規模種植，情況就不一樣了。我這次回來，以每畝六百塊一季的價格，從本村各戶轉租了1000多畝耕地種植瓜蔞和藥材。扣除各種成本，正常年景下一季可純收入百把萬塊。上海的生意也沒丟，家鄉又開拓了新業務，還提高了本村各戶的收入，鄉親們土地流轉后不需要任何投入，一畝一季就能比自己種植凈增一、兩百塊。什么叫雙贏？這就是了！

聽了濤弟一席話，我不得不對這個昔日的“小屁孩”刮目相看了！這小子真的變了！變精明了，變聰明了，變成新時期的新型農民了！

從種田到種田，濤弟跟很多農民兄弟一樣，并非只是簡單畫了個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