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朗呃今天在這里把你看到啰？”宋禮桂這樣開始講述她的故事。

“那天，我路過南白鎮三角花園。突然，有一個60多歲的農村婦女拉住我的手激動地說。我頓時吃了一驚，以為遇到了女瘋子。”宋禮桂問：“你是哪個？怎么會認得倒我咹？”那個婦女回答說：“我是茅坡的，家住水井坡，你朗呃不到我們那里去耍吔？我們經常都念叨你呢！”剎那間，一股暖流涌遍宋禮桂的全身。

原來，她是宋禮桂20多年前下鄉去抓農業生產，在永樂鎮農豐大隊水井坡生產隊的一名社員。她雖然是個女同志，可說出來的話聽起來卻十分親切。她夸獎宋禮桂說：“你還記得不？你幫我們三天兩夜就搶修了一條3公里長的大路，又想辦法，出主意，讓我們把田土下放到戶。現在，我們家家都有錢了，都修了新房子，電視機也換了好幾代，都富啦！家家都富啦！”她還說：“你不擇貧窮，又跟群眾合得來，大家都夸你是個好干部哩！”霎時，1977年秋天宋禮桂在茅坡區農豐大隊水井坡生產隊秘密組織社員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應該是單產到戶或者叫包產到戶的事情頓時浮現腦際。

這是2001年5月發生在遵義縣南白鎮三角花園的一幕，今天回憶起來尤為溫馨，因為全國上下正在脫貧攻堅、決戰決勝建成小康社會。

1976年12月26日，遵義縣委書記趙順才同志帶隊到茅坡區抓農業生產，宋禮桂帶一個工作組進駐民群公社農豐大隊，住在竹元臺生產隊。宋禮桂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農業生產比較熟悉，對農村工作也比較了解。那時候，宋禮桂就認為：‘只有包產到戶，社員才會出力，才會實實在在地搞好農業生產’。宋禮桂在農豐大隊找了幾個生產隊的隊長、會計和民兵連長，一個隊接著一個隊秘密地找他們談單干或者包產到戶的事，討論如何才能真正地發展農業生產，都沒有達到我的意圖。”

第二年（1977年）春天，宋禮桂在水井坡生產隊先后找到隊長張武學、會計石崇鈺、保管員兼記工員石崇堯三人單獨談話，一一征求他們如何發展糧食生產的意見。宋禮桂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抓農業生產的，只有糧食增產了，我才有成績，社員也才有飯吃。我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說，有什么就說什么，說對說錯都沒有關系，今天的筆記我都不記了。”他們三人對宋禮桂說：“要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只有單干才來得快，但這是資本主義，不敢搞啊！”單獨談話后，宋禮桂把他們三人的意見一一進行梳理，最后才集中起來。第三天又把他們三人集中起來說：“幾十年的集體生產，人多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大小一個人，長短一根棍，生產怎么搞得上去呢？人的積極性根本調動不起來。只有單干，包產到戶，社員的責任心才能增強，積極性才能提高。社員們做完了自家的田土，還可以利用空閑時間，去搞點副業生產，你們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這樣搞，是要犯錯誤的呀！”他們三人都這樣回答宋禮桂。

剎那間，宋禮桂的心中澎湃起一股巖漿即將噴發地殼的力量和勇氣——“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宋禮桂大聲問道：“是社會主義重要，還是社員群眾的生命重要呢？”剎那間，他們三人都不說話了。接著他又說：“人命關天哪，我們不唯上，也不唯書，只唯實。我們可以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不久的這段時間，抓住上頭還來不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這個間歇，搞單干——把田土承包到戶。但是，這件事只能你們三個知道，也不要出去跟別人講，包括你們的老婆。要做到絕對的保密，不許外傳。從秋種開始，我們用分組管理的方式來掩蓋單干。如果上級知道了，要批斗你們，你們就接受批斗。當然，更談不上開除的事情，因為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出趕你們上月球的天梯來。如觸犯了刑法，你們就把責任往我宋禮桂頭上推。人生能有幾回搏啊！只要我們四個豁出去，讓社員群眾早一天吃得飽飯，穿得暖衣，我們就問心無愧了！”

說起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宋禮桂還給張武學、石崇鈺、石崇堯三人講起了他在重慶市長壽縣的一段親身經歷，給他們鼓勁，吃定心丸。

1957年那會兒，宋禮桂是重慶市公安局二處四科的一名公安人員，領導安排他到長壽縣獅子灘水電站保衛科去工作。春季的一天，他在工地上發現了一張《社會主義好》的大字報。文字一開始就污蔑“社會主義是人吃人的社會，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內容不堪入目。宋禮桂將這一情況立即上報市公安局，局領導當即將這張大字報定性為反動標語，并決定由他來偵破。反動標語共107個字，字跡偽裝，反偵察能力強，破案難度較大，他的壓力也大。

第二天起，宋禮桂白天在工地上四處查看大字報，尋找線索，晚上又悉心研究，心情也一天一天緊張起來。很快，時間快一個月了。夏日的一天，他被水電站技術科賀某某寫的一張大字報吸引住了。看了又看，把眼睛擦了又擦，心想：真實“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哇！接著，他又找了保衛科政治覺悟比較高的幾個同志協助辨認，他們也認為是賀某某干的。宋禮桂立即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技術科，結果令他大失所望。技術科否定了他和同志們的判斷，局領導也鼓勵他另找疑犯。

那時，宋禮桂想，怎么追進網的魚能跑掉呢？經過幾天的深思熟慮，我決定最后一搏，要疑犯自己鉆進網來。一天晚上——大概是深夜12點左右，宋禮桂通知賀某某到保衛科，并客氣地叫他坐下。接著，宋禮桂把反動標語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注視著他的反應，他略顯驚恐。宋禮桂和顏悅色地對他說：“這張大字報在工地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我為什么叫你來，你十分清楚。你是風華正茂的科技工作者，國家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你也還有幾十年的人生道路要走。該如何書寫你的人生，正是此時此刻你要回答我的關鍵問題。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急于回答我。但，你要從有利的方面，要從思想的深處，認認真真地回答。”說到這里，宋禮桂隨即遞給他一支香煙，并用嚴肅而又關心的語氣打動他。頓時，賀某某十分激動，不住地唉聲嘆氣。最后如實地交代了他書寫反動標語的全過程。第二天宋禮桂把賀某某的交代材料送到市局技術科，經過再次鑒定，反動標語確實是賀某某寫的。宋禮桂和幾個同志的結論重新得到認可，也圓滿地完成了局領導交辦的破案任務，宋禮桂受到了局黨委的隆重表揚。

宋禮桂說完了在重慶市獅子灘電站二級梯站破案的事情，張武學、石崇鈺、石崇堯三人立即鼓起掌來。

1978年水井坡生產隊的糧食，夏秋兩季都喜襲獲豐收，除了完成公糧，還有一半多結余。農民有了糧食，溫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脫貧也有了希望。

據了解，水井坡是茅坡區第一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到1981遵義縣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水井坡已經整整下戶了5年。5年中，宋禮桂利用休假或參加各種會議的時間，建議認識不認識的領導和同志們抓緊下放田土，搞包產到戶，并大聲為水井坡的承包到戶歡呼鼓勁：單干萬歲！

2007年，在水井坡下戶單干30年之際，石崇堯帶著他的孫子專程到縣城南白來看望宋禮桂。他千一聲說的是感謝，萬一聲道的也是感謝，仿佛我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其實，我只是斗膽地做了一個干部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必要這樣客氣，千千萬萬的農民兄弟真正應該感謝的是共產黨及1978年11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她，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拉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序幕……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我利用在新蒲新區永樂鎮參加遵義市文化藝術協會舉辦的《脫貧路上——永樂紀實》采訪活動，專程到愛國村（農豐村已并入愛國村）水井坡組感受新農村建設情況，看到當年宋禮桂動員村民搶修的道路早已變成了水泥路，而且正在拓寬。一幢一幢的樓房像星星一樣散落山坡，一輛一輛的轎車進出農家，我不由跟村委會石主任說，小康村就是這個樣子呀！石主任爽朗地回答說，愛國村早在2011年就進入了小康村。跟石崇堯座談時，他直夸宋禮桂膽子大也講究下戶策略。他說，對外的宣傳是一個生產隊分為三個作業組，其實是下放到戶。又說，下戶后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高漲，有使不完的勁，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也像比賽一樣，你追我趕，一家勝過一家，到1981年家家戶戶都擺脫了貧困，實現了溫飽，進入了小康。說起宋禮桂，石崇堯最佩服最羨慕宋禮桂曾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寫過信，為重慶市漁民討回了公道。

宋禮桂1930年1月生于遵義縣高坪區排軍鄉。1951年9月在西南局公安部二處工作，1963年10月調回遵義縣工作，先后在政府辦、林業局、氣象局等單位工作。退休后，一直居住在縣城南白。

1952年元月，宋禮桂結束了密干訓練班學習，被安排在重慶市聯合社生產科，公開任務是組織第二漁業社，即組織菜園壩至白沙坨和朝天門至北碚嘉陵江段漁民作業任務，主要任務是密干工作，按組織要求不能公開，只能一筆帶過。第二漁業社組成后，即與第一漁業社合并，統稱重慶市漁業合作社，設在太陽溝菜市場。當時，漁民捕魚普遍受到非法阻攔，新的漁霸是沿河一帶的區、鄉、村政府，說輕點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說重點就是饞嘴官員要分一杯羹。他們強行提成，多的提50%，少的提20%。宋禮桂隨漁船出航三四個月，耳聞目睹了不少損害漁民的非法行徑。他不僅被派出所、鄉公所關押過，也被重慶市辦公廳的個別同志說成是“麻煩制造者”。但是，宋禮桂覺得國家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漁民打魚被提成的事情不解決，他死不瞑目。于是，他想到了代表幾千漁民上書毛主席的辦法。經過十多個晝夜的構思和書寫，一篇言之有物的信件終于寫成了。這時，宋禮桂找到漁民馮善良，要他12歲的女兒（高小學生）抄寫后郵寄出去。他留下了手稿，并對馮善良說，如果出了問題，責任由我承擔；問題得到解決，是我份內的工作。信件寄出月余，終于有了回音，中央專門下了文件：“凡屬國有河流，一律不能禁止漁民捕魚，更不能提成和扣留工具。”漁民欣喜如狂，捕魚積極性高漲，紛紛割肉打酒感謝宋禮桂同志，市聯社主任主任李小屯也在職工大會上也表揚宋禮桂為漁民掃除了發展漁業的一大障礙。

永樂鎮農豐大隊水井坡生產隊1977年秋天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還要早1年，今天重拾這段舊聞往事，既是向偉大的改革開放40周年獻禮，也是對當下轟轟烈烈的脫貧攻尖工作的一段別有意義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