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天生與書結緣。

有一次，我牽著媽媽的衣襟，走進新華書店，央求媽媽給我買書。媽媽拗不過我，只好掏出5分錢，買了一本《墨子救宋》。

誰知，這本精薄的小書，竟有一多半我不認識的字。就是這樣一本歷史小故事，陪伴我讀完了小學。

上中學的第一天，下課鈴聲剛剛響過，我就跑進圖書室。從借閱窗往里一看，啊呀呀，就像阿里巴巴打開了寶庫，里面一排排書柜上，碼滿了圖書，怕有一萬冊吧！

從那日起，做完了一天的功課，就跑圖書室。

許是我的《讀“可愛的中國”》獲得了北京市少年宮征文一等獎的緣故，管理圖書的袁勃老師，竟然特許我進入書庫里挑書。同學們個個羨慕我享受圖書館的“最惠國待遇。”

熟知高中畢業回到鄉下，雙手空空，再無書讀。一天到晚，我就像丟了魂一樣，兩眼茫茫，無所事事。

“沒有書？買呀！”

“你給錢？站著說話不腰疼！”

“啊呀呀，誰家不是窮得叮當響呀！能喝上稀粥就知足了！”

于是，我做夢都想掙錢，掙多多的錢。買書，買多多的書！然而，夢想終歸不是現實，僅僅是空想而已！

牢騷過盛防腸斷。生產隊里的活，還得照常出工。那年，隊里派我和大春去采購站，說好負責衛生。采購站每天收購并推銷生豬。每當頭兒給我倆派活的時候，都是高腔大嗓地吼叫：“那兩個打掃糞的，過來！”“我們知道你喊誰？”故意裝作沒聽見。“那就是喊你們呢！”“我們有名有姓沒有？”我真想一跺腳走人。可是，沒過幾天，我就再也舍不得離開了。原因很簡單：那幾間破倉庫里，不只是一堆堆碎銅爛鐵，還另有一摞摞舊書。我突發奇想：以書易書。想用我從家里帶來的舊書爛紙與他們交換，斤兩不差，也算市場交易，公平合理。于是，我磨破嘴皮子，求爺爺告奶奶，好話說得上車裝。無奈，保管員只好咬著我的耳朵，輕輕地說：“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不然的話，他會丟掉飯碗。

可憐天下父母心。我的爸爸知道了，老人家不顧年邁，不怕疲勞，到處搜尋舊書爛紙，幫我做起了這樁交易。

采購站破庫房里堆放的好書可真多，《巴黎圣母院》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真叫人眼饞；《小二黑結婚》和《上尉的女兒》，更令人心跳。有一次，我竟然淘到幾本比磚頭還厚的精裝書，把我高興得簡直忘了出哪門！

1986年，我參加了工作，手里有了工資。可是，我依然喜歡跑舊書攤。縣城影劇院北側，有一條步行街。在那條街上，有兩個舊書攤，相隔甚遠。我常常是急急匆匆逛了這個，又忙忙活活奔向那里，生怕漏下自己喜歡的書。酷夏，頭頂炎炎烈日；嚴冬，身披飄飄雪花，一趟又一趟，樂此不疲。

德不孤，必有鄰。劉紹棠曾不止一次寄來他出版的著作。另有，每次去看望浩然，他都會從書架上挑幾本書，簽上名，送給我。人民日報社的蔣元明、魯迅文學院的何鎮邦、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毛志成，都送給我不少書。有一次，去看望北京日報社記者杜長義。見他的書桌上，正擺著一本賀紹俊的《鐵凝評傳》，我愣愣的，走了神，竟然忘記了交談。杜長義看出了我的心思，應允我把書帶回家去讀。不日，杜長義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又買到了一本《鐵凝評傳》。就是說，我從他家帶回的那本書，用不著歸還了。

兒子軍軍和女兒玲玲，知道我喜歡書。常常跑到北京西單圖書城，背回精裝本的文學經典著作。

生活寬裕了，我也不再滿足逛舊書攤。一次次走進新華書店，一回回將新書買回家。有一次，我竟然花了500多元，買了一大摞新書。車筐里、后架上，高高聳起，滿載而歸。

從媽媽買的第一本歷史小故事，到而今，在我家的書房里，貼墻而立的三個書架，里三層、外三層，堆放得滿滿當當。上頂天花板，下到書架底，都塞得嚴嚴實實。床側碼成一面坡，半床月光半床書；床頭堆起一座山，未敢翻身已碰頭。連通往客廳、臥室、陽臺兩側，都整整齊齊碼滿了書。

走了太陽來了月亮又是晚上，日復一日；過了小寒到了大寒又是一年，年復一年。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書漸多。一不留神，我竟然成了萬卷圖書富翁！

稍有閑暇，我就鉆進小屋。在明亮的燈光下，隨意抽出一冊心愛的書，坐在轉椅上，優哉游哉，心曠神怡。

在一堆又一堆舊書與新書之間，我啃爛了《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翻遍了魯迅先生的單行本，生吞活剝地通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普希金的詩歌，接連不斷地閱讀“三紅一青”和“創山保林”，反反復復比對“山藥蛋”和“荷花淀”。其樂融融，其喜洋洋，愜意極了！

最近，我一反常態，一次次到鄉村、街道、學校，開展贈書活動。把多年來積攢起來的圖書，送到村民、居民和中小學生手中，處處都有我的“圖書朋友”。那是因為，我越來越感到，社會發展到今天，全球已進入知識經濟新時代。每一個中國人，為實現中國夢，砥礪前行。我已年逾古稀，理所當然為全民閱讀，盡一絲薄力，做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