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間，但在這一時期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物質層面的城市和鄉村建設之中，也體現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改變之中。文學和文學理論的發展，是這種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這40年的描繪，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稱為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三個階段各有其特點，實現了三次轉向。

新時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維討論和文藝向內轉的傾向

“新時期”有其狹義和廣義的理解。有很多人將“新時期”理解為“文革”以后的時期的統稱，對于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新時期”有著其特定的內涵。它主要是指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的討論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但是，文藝總是一個時代的報春花。文藝界常常更敏感，更早發出改革的信息。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學》上，刊登了小說《班主任》，引發了以“傷痕文學”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1978年第1期的《詩刊》上，刊登了毛主席給陳毅談詩的一封信，重啟了“形象思維”討論。這一討論成為新時期文學理論的開端。由此開始，引發了“美學熱”。在美學的熱潮里，學術界討論了“美的本質”問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美的規律”“異化”“人性和人道主義”等問題。在文學上，開始了對“新方法論”的討論，對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法國結構主義，以及英美新批評方法的介紹。這種研究，逐漸促成了“向內轉”的傾向，重視文學文本的細讀。這給文學理論研究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新時期”的一些文論的討論，新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的引進，翻譯大潮的興起，從整體上講，應該說，影響是正面的。這些討論和引進，活躍了研究的思想，實現了文藝上的思想解放。然而，這一時代研究中的弊端也顯示了出來。中國學者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的文學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仿佛要將在西方發展了一百年的文學理論和方法，在幾年之中在中國重演一遍。于是，當時有人諷刺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天。”不斷有人宣布出現了新的時尚理論，又不斷有人宣稱某種理論過時。學風浮躁，研究者不斷制造新話題，卻不去做扎實的研究，跟風現象嚴重。

新世紀：文學理論領域的學科建設，全球化與文學研究的跨界、擴容現象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文論界的學術風氣，以及所聚焦的話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前一時期那種不斷引入新話題，卻不進行認真深入研究的做法，也有了改變。中國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是由兩種不同的職業群體組成的。文學創作者從事著各種行業的工作，有作協的專業作家，也有從事著雜志編輯和其他各種行業的半專業或業余的作者。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卻以在大學和研究院工作的學院式專業研究人員為主。

對于這些文論的專業研究人員來說，在這一時期，發展學科建設，總結前一段的研究成果，克服學術浮躁的風氣，編寫新的文論教材，形成文論學術的邊界，形成文論的學術評價標準，成為重要的任務。

在前一階段，文學理論研究界和文學的創作和批評界，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到了90年代以后，卻逐漸疏遠了。文論研究者與作家批評家開始做著完全不同的事。

對于文論研究者來說，這段時間的學術受著一個重要潮流的影響，這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世紀之交的學術主流，各行各業都在研究。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全球化如火如荼地發展著。

在新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了一套七本全球化叢書，研究文學和藝術中的全球化的影響。全國各地都有大量相關的書籍和文章出現。

當時有一個口號：與世界接軌。美學和文論翻譯就呈現出一種接軌現象。中國美學和翻譯者，在1949年以后，呈現出三代人，各自的選題都不相同。朱光潛和宗白華那一代人，翻譯從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的著作。20世紀80年代的李澤厚等人所組織的譯叢，以翻譯西方20世紀前期至中期的著作為主。到了世紀之交，新一代的翻譯者則與西方學者直接對話，翻譯同代人的作品。

這種翻譯的代際變化，有積極的一面，翻譯者有著更加積極的意愿，要與西方同行平等對話。同時，受西方當代文論影響，在中國文論界也出現了跨界和擴容的聲音。從而出現了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一派，在新世紀之初，文化研究的聲勢甚大，形成了一個群體，出版了一些刊物和著作。做文學研究的一些學者，開始研究青年亞文化、吸毒群體和同性戀問題等社會問題，豐富了文學研究者的研究內容，也帶來了新的爭論。

在這一時期，文論研究者還出現了另一種爭論。一些研究者面對西方文論大量涌入，認為這造成了中國文論的“失語”，另一些研究者提出在全球化時代要跟上世界發展的大潮，學語沒有造成失語，如果說有失語的話，也只有通過進一步學語才能克服失語。

新時代：建設既是當代的又是中國的，既有理論品格又聯系實際的文論

“新時代”文藝思潮和文學理論，當然是跟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結合在一起的。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論的發展，克服了單一而僵化的文論體系，迎來文論界的豐富多彩、百家爭鳴的局面。同時，新媒體與市場的雙重力量，也使文學藝術處在一個新的生存環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文論應該向何處去？當下的文論建設做了什么，并且正在做什么？

首先是建立既是當代的又是中國的文論。過去那種認為中國的就是古代的，西方的就是當代的觀點，有其歷史上西學東漸的背景，但到今天，這種觀點就過時了。中國要建設一種具有當代性的中國文論，或者說具有中國性的當代文論。這種文論要從古代文論，從國外的文論吸收資源，也要繼承20世紀中國文論已經形成的傳統，在此基礎上，立足當代實踐，建立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對此，我認為還是要堅持這樣的做法，從“拿來主義”到“實踐檢驗”，再到“自主創新”。從古代和外國拿來，接受當下文學和文化實踐的檢驗，再進行理論的創造。

其次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由于前一階段的理論研究者與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人相互隔絕，形成了文學理論與文學本身的脫離。同時，也由于一些國外理論的影響，形成理論研究者自說自話，對正在發生發展著的文學現象漠不關心，甚至提出要建立一種“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則否定理論，在“接地氣”的口號下，否定理論應該具有的理論品格，甚至否定理論本身，一些學者以夸耀的語氣和姿態自稱“不懂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推動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結合就成為必然。

新時代的文論建設，要吸取多方面的資源。前一階段所具有的跨界和擴容的觀點，實際上還是缺乏進一步的辨析。對于文學這一復雜的文化現象，涉及人類社會、歷史、心理、語言的諸多方面，需要運用多方面的知識、多重的視角，來進行研究。但是，這不等于說要走出文學，跨越到這些學科中去。如果文論的研究者個人有興趣改行去研究這些學科，那當然很好，但這只是個人的選擇。文學作為文學研究者共同的研究對象，卻不能被放棄。

在新時代，我們要更加進一步發展文論研究，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提高理論素養，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提供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