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國后現代主義文學大師，黑色幽默文學代表人物。以喜劇形式表現悲劇內容，在災難、荒誕、絕望面前發出笑聲。這種“黑色幽默”風格始終是馮內古特小說創作的重要特質。其代表作《五號屠場》《時震》抓住了他處身時代的情緒，并激發了一代人的想象。

馮內古特被稱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曾風靡一時，美國年輕人幾乎人手一本。近年來，他的作品不斷被譯介到國內，從小說《五號屠場》《冠軍早餐》再到雜文和隨筆，讓讀者看到他在幽默背后所潛藏的痛苦和絕望。《咒語》（1990）和《時震》（1997）是他最后兩部長篇，在書中，他重復著曾經的技巧，曾經的諷喻，它們不是馮內古特寫作的句號，而是一串絕望、冷漠、仿佛求援電碼一般的省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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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如骨牌般一根根垮掉

庫爾特·馮內古特的一生就像幸運的零余人，他被更好的命運拒絕，又被更不幸的災難遺忘。他的名字和他父親的一樣，都叫庫爾特，為了區分兩人，鄰居們管小庫爾特叫“K”，這個帶有陰郁意味的字母讓馮內古特的人生烙上了一層卡夫卡的影子，讓他繼承了對待現實的荒誕態度，雖然并沒有什么能證明他直接受過卡夫卡的影響。

他倆都有一個經商的、暴君式的父親，1940年，18歲的馮內古特要進入大學，在父親的逼迫下不得不放棄心儀的文科，成為了一名化學系學生。當然他與卡夫卡的相反之處也太多，最重要的一點是馮內古特絕非逆來順受之人。馮內古特在康奈爾大學的成績一塌糊涂，一年后因肺炎直接離校。1947年，二戰結束后，馮內古特終于又能回到大學選擇一門喜歡的專業，結果畢業時他的三個論文設想全部遭到導師的否定。之后他也懶得要什么學位，直接離開大學。可能由于這件事情的影響，激發了馮內古特體內的某種自諷式幽默，在成為作家后，馮內古特給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打上評級，從A+到D不等。

家族起源于德國富商的他本應有一個上流社會的人生，但命運讓他經歷了一段塵歸塵、土歸土的衰落史。繼承了釀酒廠家業的父親移居美國后，偏偏遇上了禁酒令，于是釀酒廠破產。接下來又趕了經濟大蕭條，家庭陷入危機。1944年，馮內古特入伍，他在母親節請假回家探望母親，可在到家的前一天晚上，母親服安眠藥自殺了。在當年年底，他又在戰爭中成為德國人的俘虜。不過，命運也沒把馮內古特推向絕境——他有個青梅竹馬的妻子簡·考克絲；他在德累斯頓成為俘虜并被送往屠宰場，卻因此逃過一劫，成為大轟炸的幸存者。然而，這場轟炸卻在馮內古特的體內制造了一場“時震”，當他從地下爬上來后，德累斯頓成為廢墟，而馮內古特本人那松松垮垮的青年人生也就此進入了一座無法掙脫的囚房，從1952年至1997年，馮內古特用了45年的時間來重播發生在德累斯頓的一切。他采用元小說和幽默段子的寫作手法，回味德累斯頓轟炸和戰爭背后的一切。

“凝固汽油彈來自哈佛。千真萬確！

我們的總統先生是基督徒？希特勒也是。”

他在《沒有國家的人》中如此寫到。這兩句話也成為馮內古特所有小說的縮影，他通過幽默的故事，將兩件事情拉扯到一起，制造荒誕和諷刺的效果，并在短暫的發笑后將人對世界的質疑拉入沉默、虛空，然后一切重新開始。《時震》中的世界發生時間錯位，人類不得不把過去的十年重新表演一次，而馮內古特本人也不斷按下“德累斯頓大轟炸”這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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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愚蠢的反復錄播

《咒語》和《時震》是這場重播的最后兩個鏡頭。1997年，完成《時震》后，馮內古特宣布封筆（他從來都是個真誠而非誠實的人，2005年出版的《沒有國家的人》打破了這個宣言）。在這兩本后期作品中，出現了其他作品的影子——重復自己寫過的東西，這對很多小說家來說都是一項禁忌，不過馮內古特在剛開始寫作時就已經給自己下了準確的定位，他就是一只在德累斯頓被判無期徒刑的“囚鳥”，想用非虛構的手法還原德累斯頓大轟炸的殘酷卻怎么也做不到，最后只能一次次將5000頁的手稿焚毀，并發現與其做個戰地記者，不如發揮自己插科打諢的天賦，去描寫歷史監獄里的眾生相，去和戰爭中看不見的魅影打拳擊。

馮內古特并非一個全面描寫社會的作者，但他擅長在某些看似對立的秩序中建立聯系，例如監獄和大學。兩次噩夢般的大學經歷和二戰時的見聞讓馮內古特看到了所謂高等教育人士有多么可笑，在他眼里，大學無非是在培養一批毫無同情心的腦子，然后再變成指使另一群白癡的瘋人院院長。

按照這個想法，《咒語》構建了一個很有意味的場景：在美麗的塔金頓山谷里有兩個建筑物，一個是塔金頓學院，學院對面則是一座名叫雅典娜的成人監獄，二者只有一湖之隔。主人公尤金·德布斯·哈特克本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一名參加越南戰爭的士兵，后來在塔金頓學院教書，并成為塔金頓教養所的階下囚。在一個冬天，學院和監獄之間的湖水結冰，分隔之物變成了一條滑溜溜的大道，于是在哈特克的教唆下，監獄里的犯人全都跑了出來，經過湖面撲向監獄對岸的學院。秩序陷入混亂，世界手忙腳亂，監獄和學院變成了同一個階層。馮內古特對此十分滿意，在他眼里，這正是世界文明運作的方式。

“他們在哈佛大學教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個遵守所有法律的人也可能是他那個時代最惡劣的罪犯”。這是他在《囚鳥》中的句子。《囚鳥》的靶子是為美國政府提供智囊的哈佛大學，而《咒語》的靶子則是越南戰爭。那么，又是什么讓哈特克從學院教授變成了雅典娜的犯人，并教唆了一場越獄運動呢？如果單從行為上看，哈特克似乎像是肯·克西筆下的麥克墨菲，在渾渾噩噩的瘋人院里激發了自由意識，不過在馮內古特的心里，他對于價值信條不存在任何認同，包括湖對面傳來的《星條旗永不落》這樣的左派國家意識，也包括所謂的右派自由與道德。更確切地說，馮內古特是一個幽默作家，而非有立場的諷刺作家，他拒絕立場。他站在天平的中央，卻不掌控平衡，只是看著天秤對立的兩側此起彼伏，任何一側都隨時有崩塌的危險，而同時，任何一側的砝碼都可以被替換到對面。在他眼里，歷史進程莫過如此。

哈特克被驅逐出塔金頓學院是因為他在上課時向學生講述了越南戰爭的真相，另外，他在私生活上也不檢點。學校領導發現后對哈特克進行了調查，他首先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使用的無非是摻雜了詭辯論的黑色幽默式邏輯。校委會沒辦法從辯護詞中擊敗他，便從他的私生活入手，以擁有多個不正當關系的情婦為由，將哈特克解雇。這時，學院的運行邏輯也就變成了監獄，它從思想機構變成了審判機構。而在湖的對面，監獄的歷史也呼應著這個隱喻。典獄長自己建造了一個營房，并以“雅典娜”給這個微縮城市命名，然而并沒有“雅典娜居民”的房間變成了一座鬼城。這似乎是馮內古特在所有作品中表現的混亂、無序、滑稽的終極原因，在他的眼中，糟糕的萬物皆起源于愚蠢。

所以雖然《咒語》中發生了一場集體越獄，但它并不是小說的高潮，也不具有任何升華的意味，不意味著解脫和超越，也不意味著失敗的深淵，只是一場滑稽的遷徙運動。馮內古特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由電腦游戲擔任的角色，“格里奧TM”。只要一個人把自己的細節，例如種族、年齡、受教育程度、生活現狀輸進去，“格里奧TM”就能預測這個人的未來遭遇。在越獄的時候，哈特克教會了越獄犯如何使用這臺機器，越獄犯（主要是黑人，底層人）輸入了自己的個人信息，結果這臺永動機預測說所有人都會進監獄，憤怒的越獄犯砸爛了這臺機器，于是正如所預測的那樣，所有越獄犯都被送回了監獄。人的命運在開始就被注定，掙扎和選擇不過是遲到的殊途同歸，幽默意味著世界那璀璨表面背后一無所有的真相，馮內古特用這種方式把人帶入屠場，讓人們看到自己的處境——同時，人卻并不認為在屠場里蠕動的東西就是自己。

因此，假如馮內古特真的有什么立場的話，他唯一可能的立場就是“特拉瑪法多星球”——一個反復出現在他作品中的虛構行星。從《五號屠場》到《咒語》和《時震》，他經常以精神漫游的方式超越時空，成為這個星球的客人和展覽品，給他們講述地球上發生的故事。特拉瑪法多星人對地球的評價是，這就是一個瘋人院。在《咒語》中，他使用數字呈現一切事物：我不久前剛剛拜訪過哈佛大學，那兒的藏書已經有13000000冊了；這家伙在短短十年里攬財10000000000美元……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數字的長度越來越驚人，冰冷的數字仿佛是后現代中的熵，愚蠢在重復，意義在死亡，歷史在無限的0中前進，而幽默在干癟的新生兒身上，作為最后的抵抗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