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王韜在上海創辦了木刻活字印書局，名曰 “弢園書局”。讓人感到疑惑的是，作為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韜何以又走上傳統木刻活字的道路？他有著豐富的閱歷，曾長期與傳教士共事，深受西式印刷技術的熏陶；他曾主持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也非常清楚傳統木刻活字和鑄造活字兩者的優劣；而且，當時石印和鑄造活字印刷都已經在上海發展起來，作為全國的印刷中心，上海是最早采用鉛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機印刷的地方。那么，王韜為何要制造木刻活字，而不是向中華印務總局或就近向美華書館購買活字？這其中，或許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與當時“印書謀利者紛然”的現象不同的是，王韜創辦書局并非為了謀利，而主要是為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而刊印這些著作的目的，則是為了表彰自我之成就，以便留名后世。

王韜晚年對生命的體悟殊為慘痛深刻，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創辦弢園書局的用心所在：“弟于一切詩詞古文，信筆立書，不假焦思苦慮。茲之刻書，非必欲傳世，亦使世間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王韜致謝綏之函》）

弢園書局成立后不久，即“排印書籍五種”，包括王韜本人的著作如 《重訂普法戰紀》《西學輯存六種》《春秋朔閏日至考》等。此后，還刊印了老友許起的《珊瑚舌雕談初筆》，校刊了蔣敦復的《嘯古堂詩集》等。另外，書局還陸續刊印過一些科技文化方面的書籍。

弢園書局所刊刻的書籍，除了一部分用于售賣外，大部分都用于贈送或者換書。由于書局的運營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因此，很快就難以為繼，王韜只能到處向人求助經費。

也是由于經費不足，王韜曾于1890年刊布一篇《弢園醵資刻書啟》，呼吁熱心人士認購弢園書局的股單，協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籌劃。啟中歷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36種，當時已出版者只有12種。后來未見王韜《皇清經解校勘記》和《國朝經籍志》等書如計出版，必是因為經費的籌措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之故。

王韜生活的年代，正經歷著“數千年未有之巨變”，西式活字東漸，與傳統木刻、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競逐圖書市場。盡管照相石印倏然興起也隨即衰落，西式活字則不斷擴大市場范圍，最終得以超越并取代木刻，成為20世紀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但在西式印刷和傳統木刻競爭的過程中，勢必會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而王韜的弢園書局，或許恰恰是這一競爭過程的一個縮影。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應該是鑄造活字的成本較為高昂。鑄造活字傳入我國時，大多是傳教士所采用，為日既久，中國人才繼起仿制。王韜曾在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又赴英華書院參觀，對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當深刻。從中國臺灣學者蘇精對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為中國第一家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華書院，面臨的諸多困難中首當其沖的就是鑄字。鑄造幾萬個漢字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傳教士臺約兒鑄字時認為一副活字應該包含3232個漢字，然而，在10年中，臺約兒只鑄了1540字，還不到半數。由此可見鑄字的不易（《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相比之下，木活字則原料易得，易于雕刻，成本低廉，王韜自然會首選木活字印書。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第二個原因，是鑄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同一個字又不多。與英文的以字母組詞不同，中國的漢字，在同一本書中常會出現很多次同一個字，以至于很難用有限的鑄造活字來印一本完整的書。因此，即使采用了鑄造活字印書，也常常不得不在緊急情況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當時正式書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賴于木刻。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滿足王韜的要求。中國木刻圖書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觀，但是傳教士所鑄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觀上有所欠缺，未必能讓王韜這樣的傳統士人滿意。馬禮遜、米憐等先來的傳教士都感受到漢字字形的重要性，后來因顧慮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才不再追求美觀。至英華書院時期，盡管其印刷優良已經是公認的事，但在字形上與中國傳統木刻終究還有所區別。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原因之四，是木刻在當時仍有其相當的便利性。盡管王韜目睹過眾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書籍，如《遐邇貫珍》和墨海書館印的《六合叢談》兩種，都是以英華書院的活字印刷。但是，即使是倫敦會的傳教士，若是遇到沒有印刷機、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況，便也只能使用木刻。例如1862年麥嘉湖在上海創刊的 《中外雜志》月刊，以及1865年湛約翰等人在廣州創刊的《中外新聞七日錄》周刊等，都是木刻印刷。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是因為王韜心中仍對中國傳統的印刷技術“心有戚戚”，“而木刻一線之延，亦由于此”（《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二編）。雖然他秉持著“西學為用”的觀念，但其前提卻是“中學為本”，他的骨子里仍存著抹之不去的保守觀念。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或許是對自己“賣身事夷”“托跡侏離”一直耿耿于懷，至晚年依舊希望“再持玉節騰花驄”（《王韜詩集》）。從王韜的書信和日記中，已經有顯著的證據證明，他是后悔自己為洋人工作的，指稱那是“失節”的行為，是“非分之求”（《王韜日記》）。在西式印刷即將蔚然成風之際，王韜或許還想通過復興傳統木刻來“挽狂瀾于既倒”。

1860年以后，已經不斷有中國人認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從技術上衡量，這一時期傳教士已經能夠以價廉工省的先進電鍍技術大量復制活字，使得西式活字具備了同傳統木刻競爭的生產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員和士紳的注意，如郭嵩燾及其兒子、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洪仁玕、上海道臺丁日昌等。

但西式活字徂東之旅斷不可能一帆風順，要長期習慣于木刻的中國人改用西方印刷技術而沒有波折跌宕，恐怕是一種過分的期待。王韜這樣的先進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東漸的大背景下順時而動，正是一個生動的例證。正因如此，西式印刷直到19世紀結束前才被中國人普遍接受，并取代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