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在現代化的刺激下生出諸般變化，寫作者們自覺反省怎么寫和寫什么的問題。爭論聲中誕生了新文學的樣式，傳統文學中的風花雪月也有了全新的含義和用法。傳統中國文學研究強調文法之美和天人之思，日月山川、花鳥魚蟲等自然之物大多都是名物的存在，它們或在訓詁演義與博聞強識而成的名物學中成為符號，或在引譬連類與起興賦比的抒情法中成為意象。直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類社會經歷了新一輪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陣痛，對自然浩劫與生態災難有了切身體悟，各學科的有識之士聯合起來呼吁人們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我們現在常常說起的“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的基本含義大多都源于那些討論，自然意象有了新的意義，生態話題遂透過文學作品進入漢語世界中。

可從何時起中國的“生態”與“文學”相親相愛，這番“遲到”的聯姻又有沒有什么值得我們重視的成果？在近期出版的《當代中國生態文學景觀》中，趙樹勤和龍其林教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回應：生態文學的誕生是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新生兒，在中國更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受某些意識形態斗爭影響，西方有關生態問題的討論往往被當作敵方內情屏蔽在國門之外，人定勝天這樣的浪漫主義思想讓彼時的國人未曾在意自然法則。直至新時期思想解放，中國的作家們才意識到物非人是的可嘆與可怕。該書的論述由此展開，借著生態思想的放大鏡，重新檢索中國當代的小說、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等各式作品，在大量文本細讀和比較研究后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小說因其形式靈活多變，可容納戲劇化的激烈情節，更易表現出問題的嚴重和急迫。大量生態問題在小說中出現，讓我們不得不感慨中國生態小說在誕生伊始便懷有的沉痛急迫之心。劉心武、葉楠等小說家看到了人類活動對森林環境的破壞；余華、蔣子龍及張揚等作家兼以社會問題劇的思路表現了城市內部污染和腐敗的氣息；葉廣苓、劉邦慶等人心念動物面臨人類科技發展時的無奈和可憐。 《當代中國生態文學景觀》一書幾乎窮舉了小說中呈現的自然環境與生態問題，并嘗試以“工具理性”“消費文化”等理論予以反省。

“生態問題從其社會根源上看其實是人性、人格的問題。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是在近現代科學技術最大幅度地張揚了人類意志之后這種環境問題愈加嚴重。 ”此言一出，點明了生態小說的本質焦慮。當激進的環境保護者嚴苛批判人類中心主義，仿佛人類活動乃地球萬物之災難時，生態小說以復雜的人與萬物之間的關系，發現并非人乃災難，而在于人本身在發展的無盡誘惑面前失去了控制力。更需深思的是，中國的生態小說，大多對山水和美的傳統故事有著遙遠向往，阿來、葉楠等作家亦借此賦予山水超越理性的神性。中國神話魅力似乎在生態小說中魂兮歸來，卻未必能熨帖地呈現生態問題的復雜性。對此，書中也提出了破解之道：中國生態小說既要照顧到本土的真實情況，又應當具有超越的文化視野，在文學創作中圍繞生態話題進入廣泛的虛構的藝術世界，這樣才能在現實關懷和文藝價值兩方面取得平衡與進步。

窮舉文學作品，才能讓讀者意識到生態文學已經蔚然大觀，必須引起足夠重視。這是一次扎實而耐心的整理概述，為將來更細致具體的研究打開了寬闊的視野。正是有此誠心， 《當代中國生態文學景觀》更是嘗試中西個案比較研究，以此探討中國生態文學的本土性和開放性。中國的生態文學并非完全本土的產物，異域文藝和思想的影響或深或淺地參與到中國生態文學的成長之中。生態問題具有本土性、跨學科性和跨地域性等特點，以文學作品為媒介參與其中就必然要面對這些復雜特性。 《當代中國生態文學景觀》能在縱覽式的論述中兼及重點問題和典型個案的深入分析，實屬不易。